老梦：从臧棣的《菠菜》谈当今新诗的批评

松山居士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当代诗歌便一直遭到人们的质询：读诗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少；写诗的反比读诗的多？同时人们对当代诗歌的责难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指责它写得晦涩，令人气闷；二是指责它过于简单、粗鄙。这些质询与责难并非空穴来风，都是有理有据，但二十几年来，有些诗人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与世隔绝地营造自己的“空中楼阁”，这虽与诗人本人的个性有关，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评论家的支撑。
    笔者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保守型的诗歌读者，喜欢读的是一些传统意义上的新诗，对那些只写给自己看的“玄诗”实在不感冒。但近年由于从事选编《中国新诗选读》，还是硬着头皮“啃”了一些有名的“玄诗”，结果每次都是我败下阵来，它们除了弄得我头痛脑胀、胸滞气闷外，几乎还要让我陷入精神分裂症。于是我便自认那些大师的水平太高，我自己的阅读水平太低，惹不起，可还是躲得起，从此对那些诗避而远之。
    可去年一次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在北大课堂读诗》的书(2002年10月版，长江文艺出版社)，书里全是对一些“玄诗”的解读，一般参与对一首诗解读的不下十人，而且都是北大的博士生导师、博士，最低的学位也是硕士研究生。我想，在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引导下，我或许能窥出“玄诗”的些许端倪，便买了一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陆陆续续地读完了。书里除了对西川的《致敬》的解读，使我受了一些启示外，其它留在我脑海里的都是一片空白。
    首先让我们来读一读其中之一臧棣(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的《菠菜》：“美丽的波菜不曾把你/藏在它们的绿衬衣里。/你甚至没有穿过/任何一种绿颜色的衬衣，/你回避了这样的形象/而我能更清楚地记得/你深默的肉体就像/一粒极端的种子/为什么菠菜看起来/是美丽的？为什么/我知道你会想到/但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冲洗菠菜时感到/它们碧绿的质量摸上去/就像是我和植物的孩子。/如此，菠菜回答了/我们怎样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看见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的天使的问题。/菠菜的美丽是脆弱的/当我们面对一个只有50平方米的/标准空间时，鲜明的菠菜/是最脆弱的政治。表面上，/它们有些零乱，不易清理；/它们的美丽也可以说/是由烦琐的力量来维持的/而它们的营养纠正了/它们的价格，不左也不右”。
    这首诗的每一个文字读者大概都会认得，菠菜也大概都吃过，并不陌生。这样一个简单的事物，让作者说得如此天花乱堕，扑朔迷离，我深佩他的造字之功。诗里除了一句“它们的美丽也可以说/是由烦琐的力量来维持的”让我想象“菠菜”或许是“家庭少妇”的暗喻外，其它的语言突兀、虚浮得令我无所适从，说实在的，我无法判断这是一首汉诗还是西诗？于是我便求助于这首诗的主讲人胡续冬(北大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现为北大外国语学院教师)的解读：“解读这首诗的关键之一是诗中频繁切换的人称代词。这些代词包括：“你”、“我”、“我们”、“它们”、“他们”。先来尝试着弄清楚这些代词的指代对象。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陈述人，在写作中面具化的作者；“它们”指代本诗的“中心之物”，菠菜。在深入阅读之前还有些暖昧不明的是：“你”，陈述对象，和“我”关系亲密，但不能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关系确认；“我们”，是“我”和“你”在私密状态下的合称，但其私密程度和社会学归类不能确定；“他们”，这个词在诗中只出现过一次，其指代对象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是“我们”之外的某类人的合称。这首诗，很大程度上是在人称代词的相互关系中展开的。菠菜(“它们”)在诗中是关系的纽结，“我”、“你”、“我们”与菠菜(“它们”)的关系在诗中被诗歌语言充分地“研磨”出来，研磨到一种作者理想的、能完备地让读者见到诗歌秘密的饱和度。“他们”与菠菜的关系虽然未经过充分研磨，但这个词的一次性出现恰到好处地让菠菜与其他三者的关系得以侧面地呈现，所以在解读中这个代词也应该受到高度重视……”
    胡续冬，我曾读过他的一首诗《水边书》，感觉良好的，也较让人懂。但我读他这篇冗长的解说文字却比读他的诗吃力得多，它让我读不懂。我想，诗评这么难懂，足见要弄懂此诗非一日寒暑之功！后来，在他解开词语的环环暗器与重重外衣下，我模模糊糊弄清了该诗的主要轮廓：讲述的是“我”和“你”的私密的日常生活。但我至今在想：这首诗到底让我得到了什么？思想的启迪？精神的愉悦？似乎都没有，难道让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读一首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把它读个模模糊糊的似懂非懂？
    读诗的目的何在？笔者怀着这样一个问题又细读了臧棣解读的张枣的《边缘》。现将该诗摘录如下：“像只西红柿躲在秤的边上，他总是/躺着。有什么闪过，警告或燕子，但他/一动不动，守在小东西的旁边。秒针移到/十点整，闹钟便邈然离去了；一支烟/也走了，携着几副变了形的蓝色手铐/他的眼睛，云，德国锁。总之，没走的/都走了。/空，变大。他隔得更远，但总是/某个边缘；齿轮的边上，水的边上，他自个儿的/边上。他时不时望着天，食指向上，/练着细瘦而谵狂的书法：“回来！”/果真，那些走了样的都又返回了原样/新区的窗满是晚风，月亮酿着一大桶金啤酒；/称，猛地倾斜，那儿，无限/像一头息怒的狮子/卧到这只西红柿的身边。”
    臧棣对这首诗是如何解读的？这是他讲给读者的阅读提示：“德国画家保罗·克利曾说过，现代绘画之所以难理解，是因为它把绘画的过程带进了画面……(略)法国诗人保罗·石雷里说过，人们在阅读现代作品时经常会感到的困惑是，不知是该关注创作本身呢，还是该关注创作的审美效果……(略)。现代诗歌，至少是相当一部分现代诗歌，它们写作的目的不是要最终在诗歌中呈示某种明确的思想、主题、观念、意义，也就是说，现代诗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对读者进行感情或思想上的启蒙，甚至更糟糕的，以某种身份优势对读者进行说教……(略)。由于有这种自我意识，现代诗歌在探索意义或真理的显现的时候，它最基本的方式不是要展现一个完美的结论，而是如保罗·克利所说的，现代诗歌也想把诗歌的思维过程放进一首诗最终的审美形态……(略)。以至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会称诗歌的读者是“你，虚伪的读者”……(略)。而我下面要谈到的诗人张枣在他的名诗《卡夫卡致菲丽斯》中写到“阅读就是谋杀”……(略)。这或许可以从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死了”的著名论断中得到印证。只有让作者/诗人死掉，诗歌的阅读才可能在“读者的诞生”中得以深入地进行……”
    从以上阅读提示中不难看出，臧棣不愧学贯中西，先后引用了五个外国人的诗歌观点来托举出自己给读者的“阅读契约”。也就是说，他是在彻头彻尾地要让中国的读者运用西方的阅读习惯来阅读汉诗。臧棣如此推崇西方诗人的诗观，那些诗人或其中某些人，他们的观点是否合理？没有谁去考证(其实也没有必要去考证)。林彪曾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了，毛主席的话也有错误。所以说，那些诗人的诗观有的很有可能本身就是错误的，如果拿着本身错误的西方诗观来引导中国的读者与诗人，岂不是错上加错？其次，那些诗观在西方语境下算是合理，拿到汉语里就也一定合理？同是苹果树，在北方能结出硕红甘美的苹果，拿到温热的南方，它只能结出又青又涩的“青皮李”。如此将西方语境里的“阅读习惯”强加到汉语里，是否有点唐突？一首让十来个导师、博士、研究生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得出个所以然的诗，是否值得让读者去读？“阅读就是谋杀”，没错，它浪费了读者的生命。其三，那些西方诗人的诗观，是针对什么情况说的？是在什么状况下说的？具体事情可以具体对待，而当今一些先锋诗人与评家开口“艾略特”，闭口“埃利帝斯”，常常单独抽出一些西方诗人的观点，来为自己鸣锣开道，是否显得有点主观与盲目？只有真理才能广泛地引用，其它一切个人的观点都有它的偏激性与局限性。忠实的读者宁可相信自己的感觉，也不相信那些自己并不了解的观点。
    笔者从臧棣长达七千余字的解读中了解到《边缘》：它是在众多的隐喻、喑喻、借喻、转喻、明喻中呈现的一种意识及生命的边缘状态，它之所以难懂，是因为作者把自我意识与诗歌的思维过程带进了诗中。
    臧棣高度评价这首诗的高明之处，是张枣把“诗歌的思维过程”带进了诗中，并在开篇就引用德国画家保罗·克利的话以显示这种写法在外国是非常高明的。这一说，倒印证了鲁迅说的“人生识字糊涂始”的话，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一说，我倒还糊涂了。还在读初中时，老师在讲解课文及古诗时，碰到一些急转弯的段落及句子，老师有时着重提醒：“同学们，这是作者思维的跳跃，要注意跟着作者的思维走。”相信，“思维的跳跃”这个词对于每一个学生并不陌生。这就是说，作者在写作时把“思维过程”带进写作，并非罕事。《诗经》里的第一首诗《关睢》，诗里的“君子”实际就是作者的自拟，诗里的转折承合就是作者的“心路历程”，把“思维过程”带进诗里，中国自古就有。而臧棣如此把“思维过程带进诗里”当做西方的一项重大发明引进并用来阐释汉语新诗，这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语言角度，我实在难以明白。这让我想起了美国号称意象派创始人埃兹拉·庞德的一首诗《地铁车站》：“人群中幽然浮现的张张面孔/湿漉漉、黑黝黝树枝上的片片花瓣”。这首仅两行的诗不仅在美国很出名，在中国也非常出名，有不少评家在解读欧阳江河的《公开的独白——悼念埃兹拉·庞德》时，就引用这首诗来说明埃兹拉·庞德不愧为一个语言超群的“意象派”大师。其实，具备中国诗歌常识的读者都明白，象埃兹拉·庞德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在中国古诗中随处可寻。早在2000年前，孔老夫子编的《诗经》中就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句子。美国的“意象派”只不过是中国“比兴”的百代玄孙罢了。埃兹拉·庞德又能“大师”到哪里去，在孔老夫子的面前，只能算是一个初级班的学生而己。而总有些学者自认“屁是外国的香”，甘愿在“外国文化”面前俯首称臣。鲁迅还在70年前就骂中国人为“奴才”，他老人家的确先知，70年后还有不少“文化奴才”，甚至“文化汉奸”。我有一个加工服装的朋友曾对我说过他的“生意经”，他加工的服装在本地低价批发，问者甚少。他把服装让人拿到广州批发，不知就里的本地商在广州高价批购他的服装，竟从者甚众。这样一个“商业意识”是否在那些“洋派学者”的潜意识里也有一定的劣根性，值得探讨与警惕。
    臧棣曾不止一次地在访谈里、在课堂里说“90年代诗歌是20世纪中国最好的诗歌”。那么他解读的这首产生于90年代的《边缘》，是20世纪中国“最好诗歌”的代表作了。这首诗除了让每个字都戴着面具，扭着屁股跳一顿洋舞，让读者感到头晕目眩而又惊觉，那不过是些作者病态下的梦呓。另外又能从哪些方面来说明它是一首好诗呢？这首诗唯一谈得上可以探讨的价值，就是语言。但它的语言又被繁复的比喻凿伤得面目全非而沦为文字游戏，就象去年的阜阳奶粉，用它去喂孩子，无疑是等于让孩子天天喝水，但它披着奶粉的形状。
    中国的汉语新诗，为什么迟迟没有与西方诗歌平等的对话权？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些批评家们总拿着一些看似高明实则平庸的诗歌当做一个时期的代表作来阐释，使得汉语新诗在西方诗歌面前矮了一截。新诗的批评，又发出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母语的声音？它是否被西方的“嚎叫”淹没得近似呻吟？批评家们有多少人正视过丰厚的汉语传统？我近段看到孙文波的一篇诗论，他花了几千字的篇幅论述“新诗为什么从放弃传统入手？”我摘引他的部分句子：“新诗的产生从一开始似乎就是从放弃传统入手的……(略)今天，我们可以说当年胡适、陈独秀们做得太绝决了，不分优劣地割断了新文学与传统的联系……(略)，虽然到了现在，这种放弃传统的结果在很多人看来，并没有获得当初胡适、陈独秀们认定的在一种新的可能性中应该得到的新文学的成就，但这似乎也不应该怪罪放弃传统本身，而是在一个新方向上要达到辉煌，是太困难的事情”。(摘自《当代诗：一点意见》，载2005年3月《诗选刊》)。读了，我不知道是可笑还是可悲？孙文波也是有点影响的诗人，居然说出新诗是从放弃传统入手，并发展至今。如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说这话，可以宽恕；一个写作了多年的人说这话，则是无知！陈独秀、胡适掀起新文化运动，实是一场革命，因而他们喊出“推翻旧传统”是一种战斗的需要，但并不意味着放弃与割裂。他们推翻的诗歌传统，也仅是形式上的传统，把它改为“自由体”。一个民族文化内涵里的传统，任何人任何变革包括任何暴力都不可能完全推翻的，更何谈得上割裂。放弃和割裂传统，只能意味他艺术生命的死亡。胡适早期写的《蝴蝶》、《湖上》等新诗其实只不过是对一些古诗的化用与翻译，把他写作新诗说成从放弃与割裂传统入手，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再说新诗的开辟者与继承者，一直在致力于传统与自由的高度融合。闻一多、徐志摩等提出”新格律体”，明显要求新诗不论从形式到内容，都要从传统有所继承。新诗开始仅15年(1917—1932)，就产生了《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凤凰涅槃》、《再别康桥》、《雨巷》、《采莲曲》、《大堰河一我的保姆》等一系列闪光的杰作。15岁，对于一个人来说尚未成年，思想还未定型；对于一种文化来说，它还只是处于一个非常稚拙的探索阶段。为什么新诗在15岁里就象豪杰横空出世，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原因是它有一个辉煌的汉语传统做后盾，给它输送丰富的营养。再说那些名篇哪一首没有明显烙有传统的胎记？把新诗说成是从放弃传统入手并发展至今，是多么的荒唐！而拥有这样荒唐的看法，在当代青年批评家与青年诗人里，又绝不算少。王家新在其《中国现代诗歌自我建构诸问题》不是“大师”一样地问到：“在切断了与传统的联系之后，中国现代诗歌如何或凭什么来构建自身……”新诗什么时候切断了与传统的联系？这样一个连新诗发展的基本脉络都没弄清的人，能总结出新诗的构建之路么？他无非是把问题引到后面他所极力论述的凭西方文化构建自身。周涛还在1995年的《新诗十三问》中就说到“如果说诗歌界或诗歌评论家不懂诗，是能算刻薄之词？”看来，一点也不刻薄。
    鲁迅曾说过，“就是那些文艺批评家贻误了文学青年”。看来，这句话也一点不刻薄。你们看“知识分子写作”的评论权威臧棣是如何看待“批评”的：“批评也有它自身的极端的傲慢：艺术品永远需要批评，而批评可能不需要艺术品，也能成为出色的批评”。(见其《假如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在写什么》)他在2002年答《诗选刊》问时候说：“一个诗人写的东西可以和别人无关，和社会无关，和历史无关，和文化无关，但只要他称之为诗歌，那他写的东西就有着他个人无法控制的意义。”这全是一些怪诞的、高蹈的、令人无法企及的泡沫幻影。
    无怪乎，他说“90年代诗歌是20世纪中国最好的诗歌”。说实话，对90年代的诗歌，笔者一点也不陌生，笔者为了选编《中国新诗选读》，曾通读了1988年至2002年所有的《诗刊》、《星星》期刊，几乎对每一首诗都摸过“肋骨”。但90年代的诗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它没有产生一个闪光的诗人的名字，它没有一首象朦胧诗时代的《回答》一样令一个时代为之微颤的诗篇。它几乎全是一些令读者难以企及的诗人独恋的虚伪呻吟，它没有发出真正的属于汉语自己的声音，90年代的真正好诗应流落在民间。令我一生无限敬仰的著名诗评家谢冕先生就在1996年指责过当时“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它不再关心这土地和土地上面的故事，它们用似是而非的深奥掩饰浅薄和贫乏。当严肃和诚实变成遥远的事实的时候，人们对这些诗冷淡是自然而然的……(略)对当前的诗感到失望的不仅有曾经反对过新诗潮、而且现在还在死守固有观念的那些人，而且包括主张对新诗宽容和变革、并且坚定地为新诗的现代化呼吁的更多的人。他们面对那些对自己对别人都是言不及义的诗，失望之余不得不加以拒绝。我感到有时读诗使人痛苦，不是因为那诗写的是痛苦，而仅仅因为它与痛苦无关，也与欢乐无关，我们无法进入诗人的世界。那里的形象和意象拒人于门外。那些宣称不为今天也不为明天写作的人应当明白，要是他们的诗连今天的人都感到失望，很难想象会让后人欣赏。声称只为未来写诗而对现实连看上一眼也不愿的人总让人怀疑他的诗的可靠性……”(摘自1996年《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中国象谢冕这样的批评家太少了，我们也太需要了！还在价值观念都守旧的时代，他以《在新的崛起面前》搀扶起蹒跚中的灾难的“朦胧”诗人们，迎来了新诗空前的繁荣。而在浮躁、喧嚣的商业时代，他总以冷静、机智的目光审视着这个世界。他这篇敲给“不再关心土地的诗”的警钟同样适用于当今“不再关心土地的批评”。
    我们应当如何来客观地、公正地来评估新诗已取得的成果？我们是否该反问，新诗在西语面前总象个小孩是不是一种错位？是不是迷失的批评迷失了诗人？是不是宏观失控的批评反而束缚了我们的手脚，作践了我们自己？真正的好诗是否被掩盖，浮上来的是别人嘴角的残羹冷菜？我们是否该意识到只有象《唐诗三百首》那样普遍能接受的好诗更能唤醒我们的时代？

刘光荣

在东方西方的问题上，我认为应该兼容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