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做一个诗人有多难

松山居士

　　诗人，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特殊的人群，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实里，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才华，总是一对相互纠结、剧烈冲突，并由此爆发诗艺火花的矛盾组合。一个顺风顺水的人不可能成为杰出诗人，因为没有痛苦命运的人，他的才华不可能如火山般奔涌喷发，一个毫无才情的人也不可能体验到真正的生命痛苦。

　　屈原其实是一位政治家。他那么忠君，那么爱国，到最后却不但没有得到君主的赏识，反而被小人所害，眼见得楚国日益衰败，成为秦国任意玩弄操纵的对象。报国无门之下，屈原只好放浪形骸，转而成为一位诗人，进而成为在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如果屈原遇到了一位明君，他的政治主张都能得到信任、采纳和实行的话，历史将少了一位多么伟大的诗人，世人将失去多么彻入心骨、启人心智的诗句。

　　但历史上，我们只见“不才明主弃”、因为报国无门所以诗意泉涌的失败的政治家，却很少见在人生的极盛期、制高点而突然转为诗人的人。“附庸风雅”的诗人是诗人里的“赝品”。

　　但诗歌总是闪烁着耀眼的光环，她是如此迷人，让人对诗人的洒脱、强大充满神往。诗人因此会得到现世的荣誉、名利、地位，这在中外诗歌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即使不能做一个名垂青史的诗人，一个在一定范围表现出才华和激情的诗人，也同样会得到掌声和鲜花。这就使“诗人”变成了一个成功的符号，一个人所向往的角色。这种认识同历史上诸多伟大诗人真实的命运轨迹其实是一种不相融合的印象和结论。

　　上世纪90年代，小说家余华写过一篇有关“诗人”生活的小说《战栗》。其中有一位在大学时代“少年”不知愁的青年，因为诗歌方面的天赋而得到那么多女大学生的好感和情书。多少年之后，这位诗人并不能从诗歌中得到任何世俗的名利，落泊、无聊之际，他回味起曾经的诗人辉煌，无限感伤。其实，此时才是真正的诗人状态，因为除了继续写诗，诗不能再带给他任何好处。

　　这真是诗人的命运里最独特的“风采”，只有孤独是交流的“工具”，不幸更能够感染他人。

　　在当今世界，做一个诗人是幸福的，也是艰难的。他必须要经历创作的艰辛，感受心灵的孤独，又要表达出能够引起更多的人情感共鸣的诗歌。他必须对诗歌的关注，并以诗人的态度去介入现实生活，诗人就是不走其他辉煌的道路，只用诗歌和世界对话的人。美国作家、批评家苏珊·桑塔格说:“做一个诗人，就是定义自己只是诗人，是坚持只做一个诗人。”桑塔格欣赏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因为“托马斯·哈代，是一个为了写诗而放弃写小说的人”。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回答诗人为何物时说:“一个不幸的人，心中怀着深切的苦痛，但他的双唇却是如此造就:所有呻吟与哭号一经通过，便会转化为令人销魂的音乐。”把自己的感情，哪怕是痛苦的感情转化为优美的艺术，这是诗人需要具备的才能，更是优秀诗人应当具有的境界。

　　诗歌，是个性表达非常突出的艺术，诗人同时又要对国家、民族承担起自己的道义责任。所以优秀的诗人，始终都在处理这样一种关系:时代与个人。在当代中国，有过诗人尽量克服个人性而努力突出社会主题的时期，近些年来，不少诗人又试图过滤掉时代的主题，突显其极度个人化的标识。如何寻找自己在时代社会中的方位，这是需要诗人思考并不断探索和处理的命题。没有只为写诗而写诗的伟大诗人，真正的诗歌有“唯美”的质地，但唯美不是诗人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诗人是属于自己时代的，他也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他的情怀一定是大的，“大我”的主流位置是诗人狂放心性的突出特征。他在现实中，在现世中可能是一筹莫展的低能儿，甚至可能是一个时代的“零余者”，但孤寂中、面壁时，他又是把自己无限放大的人。他的才华本来不是为诗歌准备的，但各种命运和机缘导致他必须把天大的抱负、无限的才华，宣泄到需要“戴着镣铐跳舞”的诗歌创作当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不能说诗歌是创作出来的，她是借助诗人的心灵和笔端奔涌而出的一股力量。即使诗人本人，时过境迁后，也难以复制他曾经的激情、感情、顿悟、愤懑和豪情。他在这种渲染和宣泄中表达出超越自我的情怀，让人看到一个诗人自觉担负起的使命和责任。

　　这就是诗歌的品格，这就是诗人的品格。做一个诗人是如此之难，她的辉煌和诗人的命运时而顺应，时而背反。让人永远对她产生探究的冲动，永远找不到最准确的终结式的答案。

　　作者：阎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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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荣

她是借助诗人的心灵和笔端奔涌而出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