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当代诗歌草根性堪比初唐

松山居士

　　李少君海南省文联副主席，《天涯》杂志主编。写作出版有《草根集》、《诗歌读本：32首诗》、《在自然的庙堂里》等8部著作，作品被翻译成英文、瑞典文、韩文等多国语言。近日，李少君亮相深圳中心书城主办的“深圳晚八点”活动，为观众献上“文化复兴与当代诗歌”的主题演讲。中国当代诗歌何去何从？诗歌在中华文化复兴中扮演什么角色？前天，李少君接受晶报记者专访，侃侃而谈。当代诗歌从“自上而下”的姿态逐渐走向民众，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又催生了诗歌创作的“草根化”，而李少君正是草根诗歌的提倡者。他认为，诗歌丰富的想象力将助飞中国文化复兴，当代“草根性”诗坛活跃的景象更是堪比初唐，诗歌正迎来一个美好的时代。诗歌自古是中国文化基础晶报：您讲座的名称是“文化复兴与当代诗歌”，在您看来，文化复兴与当代诗歌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诗坛的繁荣是否就意味着文化复兴的开始？李少君：是的，你的说法也是我的一个看法，我认为中国文化建立在诗的基础上。孔夫子有句话叫“不学诗，无以言”，以我的理解，“言”指的是文化文明，“言”是建立在“诗”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诗学强调“超越”、“和谐”，中国古代就有“诗教”传统。儒家文明重实用讲世俗，那么如何获得生存的超越性意义，其实就是通过诗歌。林语堂曾说，“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是没有宗教的，诗歌取代了宗教的作用。在我们的几大经书当中，《诗经》永远是排在第一，中国人对人生道理的认识，很多时候是从诗歌开始的。像《三字经》、以及我们从小琅琅上口的“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诗句。再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句诗为例，这句诗其实应该反过来读，月都有“阴晴圆缺”，人的那点“悲欢离合”算什么，再说，就像月的“阴晴圆缺”一样，“悲欢离合”也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那是自然的规律与循环。诗歌教导中国人如何看待生死、世界、时间、爱与美、他人与永恒等等，使人们生出种种高远的情怀，得以寻找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并最终到达自我调节内心和谐。因此，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文人都写诗，每一个古人都读诗。诗歌学习是人生成长的必经之路，更是中国文化的基础。现在强调文化复兴，就要从这个基础做起。晶报：您刚才提到“诗教”，把诗歌上升到宗教高度，对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李少君：对“诗教”的理解，可以分为几种概念。第一个是宗教的作用，第二个以《三字经》为例，起到教育教化的作用。第三则是一种教养，孔子对人的最高评价就是“可与言诗矣”，也就是能和这个人谈论《诗经》，在中国，懂诗代表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水平，就如在西方就是说这个人是个绅士。说到“诗教”的作用，我们都说现在是一个精神危机的时代，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不妨多读诗，起码能缓解一部分精神危机。我常建议朋友在办公室放一本《唐诗三百首》，工作忙碌繁琐，看看古代的诗歌，人可以安静下来。此外，诗歌是具有想象力的。中国制造如何转变成中国创造？其中就涉及到文化，以及想象力的问题。诗歌是最富有想象力的，我相信诗歌带来的文化复兴会为经济发展插上翅膀。大师还没冒出来晶报：您曾经提到中国的诗歌发展历程，一开始是精英主导，自上而下的，到后来慢慢在城镇当中流行起来，直到现在借助互联网技术出现诗歌“草根化”。您是“草根诗歌”的提倡者，您如何看待这种自下而上的诗歌创作？李少君：追溯到中国古代，那时的写作、阅读成本很高，竹简、甲骨文都很贵，平民百姓根本买不起。东汉发明了造纸术以后，教育成本降低了，受教育的人多了，创作的人也多了起来，所以唐代的诗歌特别多。有一个数据表明，唐代的诗歌总量是之前一千年诗歌总量的十倍。这就有点像如今的互联网时代，诗歌数量特别多，诗歌要量多才会质好。唐代诗人辈出，读诗的人也多了，形成了良性循环，全民读诗，所以才会产生李白、孟浩然。其实李白和孟浩然就是草根诗人，因为唐代诗歌就是平民诗。平民真正受到关注也是从唐代开始的，通过科考制度，平民可以进入上层领域，社会流动性很大，大家得到鼓励。这么一个文学时代，解放了文化的创造力，和我们现在互联网时代相似，我们这个时代作品鱼龙混杂，但好作品还是会脱颖而出，就跟唐代一样。大家现在都有个共识，认为诗歌创作现状有点像初唐。初唐就是一个草根性的时代，从初唐到盛唐之间有120年，我们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就是30年，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我们已经具备产生好作品的条件了，读诗写诗的人逐年增多，但是大师还没冒出来。晶报：在您看来，当代的大师需要具备一种怎样的素质？李少君：首先，他需要具备包容性，就是可以驾驭不同的风格和题材。像李白，边塞诗、山水诗和宫廷诗都能写，杜甫也是。但现在很多诗人只能写一种风格的诗，不会写别的类型的诗，又或者是写得不好，他们的创作还不够丰富。晶报：那么在创作内容上要体现怎样的思想内涵呢？李少君：他当然要有一种大视野，李白从偏远地方到京城，一路周游山水，所以他有一种大的视野。杜甫则经历了各种动乱，早期的盛唐到安史之乱，也可以说是个人经历成就了他们。但诗歌有神秘的一面，也许你经历丰富却缺乏才情，但如果没有经历是肯定写不出来的，好诗歌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可以肯定的是，首先要饱读诗书、勤奋好学，之后才是时代的变迁和个人经历。诗歌应追求心学境界晶报：在《诗人的失踪现象》一文中，您说到，上世纪80年代诗人向往天空，90年代就回到了大地。那么21世纪的当代诗人，他们是什么姿态？李少君：我觉得，21世纪的诗歌又回到了向往天空。经过90年代的经济发展，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所以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更高了。晶报：那您觉得，当代诗歌应该追求怎样的一种精神境界呢？李少君：我觉得人生要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一定是宗教，也可以是对人生、对社会的理想和追求。这种追求来自中国文化中的超越性，有人说，中国的超越是一种内在超越，就是内心的超越。中国有种说法叫做境界，是指像登山那样，移步换景，每上一个台阶，境界就提高一层。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文学就是心学。西方人说文学是人学，人学是在它的文化背景下，提倡人的主体性。中国更多的是心学，就是你要提升你的境界，不断地超越自我。史铁生有个说法我很认可，他说，文学不是拳击，不是要打倒谁。文学有点像跳高，不断地挑战和超越。其实这个就是中国心学的概念，也是诗歌应该达到的境界。中国诗坛需要引路人晶报：目前网络诗歌质量良莠不齐，在您看来，网络上的诗歌写作，是否也算提升境界的文学创作？李少君：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我的想法是，一定要有人在前面示范，形成一种风气，带领大家往这个方向走。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向上的，有坚定信念的那部分人所坚持的方向就很重要。我认为诗歌应该追求境界、追求超越，所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实践。我强调“立德”，还要“立功”，主动去做点事情，然后带领大家往好的方向走。晶报：那您觉得当今诗坛中，走在前端的诗人都有哪些呢？李少君：我觉得还没有特别明显的，但有些诗人的方向是对的，比如说雷平阳，陈先发。其实他们的方向不完全是传统的方向，应该说是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方向。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不等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有些中国诗人不适应西方的现代性而走向自杀，这让人感到很惋惜。我认为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应该建立在传统的心学之上。其实也就是我这次讲座的主题，怎样的诗歌才能引导文化复兴？中国文学是心学，诗歌是心学当中的心学，文化复兴需要的正是提升价值的这么一种诗歌。晶报：我知道您也在写诗，能不能介绍一下您近几年的创作情况？李少君：我的产量不是很多，每年写三四十首。我写诗不着急，也不强求数量，但是比较执着，会年复一年坚持写作。古人有句话，叫“立德，立功，立言”。我总是说要主动地生活，被动地写诗，因为首先要“立德”、“立功”，为社会多做贡献，最后才是“立言”。在写作的方面我比较谨慎，私下写的有很多，但能真正拿出来的不多，迄今为止出过两本诗集。（晶报）

刘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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