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诗人不可能回避现实

　　翟永明，1955年生于成都，1981年开始发表诗作，1984年以组诗《女人》震撼文坛。在数十年的诗歌写作中，她一直保持充沛的写作和思考的活力，每个时期都有重要作品问世，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2011年获“意大利国际文学奖”（piero Bigongiari），该奖评委会主席称她为“当今国际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代表作有《女人》、《静安庄》等。
　　1999年某天，翟永明做了一个梦。梦里，她变成一架飞机，眼睛是驾驶舱，飞到一片沼泽地上空，地里埋着很多发光的黄色不明飞行器。这架飞机降落到一块正在举行聚会的草坪上，人们穿着华丽的衣服，正在谈论世界末日。最后，世界末日变成一道菜端上来。所有人都在吃，很快就把世界末日吃光了。

　　翟永明将这个梦写进诗集《终于使我周转不灵》里。当时她正要去德国待一年，令她不安的除了陌生的环境，还有世纪的更迭。

　　她不习惯待在密闭空间里，年轻时坐飞机会用看书、写作来克服这种恐惧。现在，她越来越不适应长途飞行。最近一次是今年3月，她去意大利领取第四届Ceppo Pistoia国际文学奖的“Piero Bigongiari”奖项。该奖项的第一届得主是巴尔加斯·略萨。

　　5月，白夜酒吧14周年庆。老朋友们照例都来了，喝酒、抽烟、谈笑风生。翟永明说，成都朋友圈“仗义、相互融合”，而朋友眼中的她也是：仗义、极好相处。以前，她被称为“小翟”，后来，她是众人口中的“翟姐”。

　　翟永明显然是当天的主角。你很难不多看她几眼：一顶窄沿炭灰小草帽，及肩卷发，黑色丝质上衣和薄丝繁花裙裤，凉鞋的绑带是一圈闪亮亮的银色小穗儿。

　　她走路时很轻盈，背脊挺直，头却微微低着，这个姿势仍有少女时代的痕迹。她在书里提到过，那时的自己，对早熟的身体很敏感，总是含着胸走路。

　　给她拍过两次照的摄影师感叹，翟永明是他见过的最敏感的被拍者，尽管他躲在远处，还是被她轻易察觉，脸上的表情突然就多出一丝不自然，“就像一只鹿，安静，又警觉”。

　　预感

　　我一向有着不同寻常的平静/犹如盲者，因此我在白天看见黑夜

　　——《女人·预感》

　　敏感并不是没来由的。也许在第一次见到死亡前就有了。在半山腰的托儿所里，那年，翟永明7岁。她望见一队人抬着灵柩往自己家的方向走，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时她还小，没有死亡的概念。她奔回家，得知自己深爱的祖母过世了。祖母的脸上罩着一块小手帕。

　　祖母去世后，她问父母，“祖母死后到哪儿去了，她还去不去看戏？”母亲指着远处山头上一棵树说，祖母就留在那儿。她曾想，那儿离祖母喜欢的地方太远了，祖母不能去看戏了。

　　带她看戏的祖母从生命里消失后6年，她13岁，就长成了18岁少女的身材，高个头，毛发浓密，“就像植物的纤维一样”。母亲一匹一匹地买降价的批发花布包裹她渐渐成熟的身体，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磨碎那一匹花布好让母亲再买一匹崭新的。少女对自己身体的变化总是非常敏感。偶尔，她也会迁怒那块花布。

　　正午，她把自己倒挂在学校操场的单杠上，两腿交叉，头朝下，“就像回到母亲的身体里”。跟同学相比，她是早熟的，又如此天真，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读书是她最快乐的时光，书在同学间借来借去，能借到的就是好看的，古典诗词读得最多。

　　“有些想象是从书本里面来的，好像特别容易被一些东西带到别的地方去，一个跟现实特别无关的地方。”翟永明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

　　那些预感就像埋在身体里的种子，埋在生理课本第49页，以及少年灼热的目光里——生理课上，每当老师说翻到第49页，全班女生都会羞怯地低下头。“有时，我预感一个期待已久的幸福就要降临到我的头上，有时，我又诚惶诚恐，仿佛会有灾难来到身边。”

　　她从同学那里借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在回家的路上边读边流泪。她逃到成都附近的农村，过了两年插队生活，独自住一间“潮湿的土坯墙垒成的保管室，手边只有几本残缺破烂的书”。她跟农民一样在地里劳作，打麦时节，累到连走路都睡着了。这段经历后来被写进长诗《静安庄》里——那是除《女人》以外，另一组对她非常重要的诗。

　　插队回来，她进了大学，学的是不感兴趣的激光专业。她生性温顺，却又极度敏感。一边是漠不关心的学业，一边是她热爱的诗歌；一边是父母对她的希望，一边是她心底想要的自由。她对少女时代并无眷恋，只希望快快长大，挣脱管束。

紧张

　　我的身体里一束束的神经/能感觉到植物一批批落下

　　——《十四首素歌·十八岁之歌》

　　她长大了，但管束还在。

　　“也许对我来说，使我成为诗人的最重要因素和最重要的人，是我的父母以及我和他们的关系。”翟永明曾这样解释生命中那段最为紧张的时期。

　　“1983年我的情绪极糟，生活乱得一塌糊涂，年纪轻轻我就遍尝了一个内心敏感者必然会尝到的，来自四面八方的伤害，看惯世事炎凉，目睹了生死无常。”在1996年出版的散文集《纸上建筑》里，她这样写道。

　　她进了物理研究所，在那个保守的单位里，第一个穿上牛仔裤，一不小心就成了同事眼中的异类。因为适应不了体制和人情关系，她瞒着父母到好友、雕塑家朱成的工作室工作，在那儿结识了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

　　“她对家庭和父母很顺从，对朋友很宽容，不愿意跟人有激烈的冲突，实际上内心是很叛逆的，她不会直接和父母发生冲突，她觉得父母不容易，特别体谅这一点。她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在诗歌里找到寄托。写作对她很起作用，能化解她大部分情绪。你从她的诗歌里可以读到，她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积累了很多经验，在成长中一一化解，最后变成诗歌。”画家何多苓说。

　　在那段最压抑的时期，几乎是趴在病床上，在乙醚的味道里，她写出了组诗《女人》。写了一年，反复修改，写完后偷偷和打字员在研究所打字室蘸着油墨印了20份，有点像革命时期发传单，只够给几个朋友看。好友、建筑师刘家琨看完《女人》初稿后说，“我在你的诗里看到了黑夜。”

　　1986年，《女人》在诗刊发表。在太原的青春诗会上，她梳一根麻花辫，穿一条连身牛仔裙，大美人一个。

　　那时候，她的形象几乎就是从她的诗里走出来的。在何多苓的画布上，她惊惶又迷人；在肖全的镜头里，她看上去心事重重。

　　有人曾建议何多苓一直画翟永明，“她的个人表现力太强，只要你抓得住，就是一幅好画”。

　　肖全回忆当时身边有女孩默默喜欢翟永明，又不敢去见她，就把她放在想象里，“越不接近她，神秘感越强”，其实她“随和、谦卑、人缘极好”。

　　诗人何小竹对她的第一印象是“神秘、美丽、羞涩，以及淡淡的一点忧伤”，“说话声音不大，说完一句话便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

　　仿佛是一对迷人的矛盾，在现实和诗歌的世界里，两个她有相似，又有不同。

　　1980年代，几十块钱就能过一个月，尽管穷，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在。“用很少的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接待外地来的朋友，说个名字就接待，包括住和吃，在一起聊天，什么都可以谈，那个时候单纯得多。她生活很日常，没有刻意追求某种生活方式，待人接物非常含蓄、文雅，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美。”何多苓说。

　　“干净、利落、明快时，她很像一些精美书籍里的‘插图人物’，比如走出树林的达吉雅娜，库普林笔下的阿列霞；出门旅行，单纯，无言，像一个能吃苦的中学生；她喜欢牛仔裤；她的头型优美、高雅，她一出现，便让人感到充实。她能经受所有的痛苦、生离死别和孤独，但却不能忍受委屈，也经不起一句稍有分量的笑话，每每她笑得开心，要死。”钟鸣在1994年出版的《翟永明诗集》里这样形容她。

　　伸展

　　在古代青山严格地存在/当绿水醉倒在她脚下/我们只不过抱一抱拳彼此/就知道后会有期

　　——《在古代》

　　从黑人盗卖的廉价书摊上，翟永明第一次知道了弗里达。她被这个一字眉、长着唇毛的小个头女人深深迷住了。那时还没有萨尔玛·海耶克主演的那部电影，国内也几乎看不到她的画册。她毫不犹豫买下画册，看不懂西班牙文，就连蒙带猜，在这个传奇的墨西哥女画家身上找到了某种共鸣。

　　那会儿她已经去了美国，在那儿待了两年，没写过一首诗。“去美国之前，我对我的写作就有一些不满，始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状态。写得有点厌倦了，当时太悲观、太消极，我感觉有一种灰色在里面。”

　　尽管已经是很有名的诗人，但在美国，她完全不在意这些。她在中国餐馆里挂过衣服，老板是她的朋友，她觉得新鲜、好玩；也在衣厂看过流水线上的工人十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用缝纫机轧衣服，这让她有点受不了。

　　她到处旅行，从新墨西哥到阿拉斯加，梳着两根辫子，穿大花长裙，挎着一只腰包。她在充满了名流、艺术青年、同性恋的苏荷区游荡，在印度商店买来纱丽，穿起来就像一个印度女子。

　　从美国回来后，改变也自然发生。“在国外走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东西，看问题的视角就改变了，也不想像从前那样写作。”

　　“她想通过更客观、广阔的视野观察世界、反映自己的内心，这个过程中内心也变得宽阔了，不像早期那么紧迫地想要表达自己。从女孩变成女人的这个心路历程，她在诗歌里忠诚地表现了出来。”何多苓说。

　　另一个改变是，她和好友在成都玉林西路开了白夜酒吧。对她来说，这在过去几乎很难想象：一是怕见生人，不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二是没有商业头脑，对于琐碎事情从不关心也没有耐心。

　　神奇的是，“白夜”竟然悄悄地改变了她的性情。她在那里与朋友喝酒聊天，办各种活动，趁着酒兴还会跳上一会儿舞。她不在“白夜”，却在那里收获了有趣的素材。爱酒如命的莽汉派诗人马松，时而会拉着她跳舞的女作家洁尘都从她笔下娓娓道来。“她的诗早年是夜，是黑色，近几年有所变化，在墨绿、深褐、绛红这些深色调中转化；而她本人是昼，是艳阳，是非常鲜艳和温暖的，像她热爱的西班牙给人的感觉——黑底飞金。” 洁尘这样形容她眼里的翟姐。

　　现实也因此离她更近了。她写博客，会很认真地回复博友的留言，就像好多年前的笔友交流一样。在微博上，除了文学和艺术，她也转发“社会新闻”。

　　2003年，她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12岁女孩离家出走后被拐到妓院，她感到震惊。她将内心的矛盾坦率地写进诗里：“看报纸时我一直在想/不能为这个写诗/不能把诗变成这样/不能把诗嚼得嘎嘣直响/不能把词敲成牙齿去反复啃咬。”

　　“以前大家都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自从有了互联网，大家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些，这些经验是过去没有的。中国现实进入你的视野，它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不会那么直接，那么快，现在社会现实已经完全进入你的生活，作为诗人你不可能回避现实，还写些风花雪月，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诗人

　　人物周刊：你看重诗人这个头衔吗？

　　翟永明：我并不那么看重。中国本来是一个诗歌大国，有很深的诗人传统。这些年，诗人的头衔并不是那么值得骄傲，尤其网络对诗人有过很多恶搞。这个时代的英雄是商人和一些很成功的人，诗歌处于很边缘的状态，诗人也不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大众对诗人的态度不像过去，把诗人看成具有较高精神性的群体。

　　人物周刊：为什么一直对写诗保持热情？

　　翟永明：我比较喜欢这种文学形式，通过诗歌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80年代诗歌好像挺辉煌的，我写作、受到认可，但并没有那么辉煌的感觉。女诗人又是一个边缘的群体，所以我没有男诗人那么大的落差。

　　这个时代，诗歌给你带来的东西是有限的，我也不想通过诗歌得到更多的东西。我做什么事都是兴趣为主，诗歌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就像我开白夜，最终也没有开成一个商业酒吧，第一我没兴趣，第二我也没这个本事。我只能在才能范围里做事。

　　人物周刊：你不久前写了一首关于镭激光的诗，作为诗人怎么看以前并不感兴趣的物理专业？

　　翟永明：我一直不太喜欢我的专业，在专业方面没有什么天赋。但是回头看，专业训练对我的写作还是有一定帮助。某些时候我在写作上会比较理性，有一定的逻辑性，对诗歌的结构有一定的要求。我对理科的某些兴趣还是存在的，比如我喜欢看科幻的东西、看科学的东西，而且觉得这些东西也都可以变成诗歌，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诗歌，都有它自身的诗意。像激光这样枯燥的东西，也有它的诗意，也可以写成诗。有时我非常愿意在这方面有尝试。我还写过一首诗叫《第八天》，关于基因、生物革命，我会把这种东西作为诗的题材，也跟我的专业训练有关。

　　人物周刊：在当下，你觉得写作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而写作？时代变了，我们衡量诗歌的标准是否也改变了？

　　翟永明：如果为了通过写作获得“世俗的荣誉或利益”，这个目的在现代已不太可能。任何一种别的工作或事业都可以带给人更多、更高的世俗快感。如果写作只是与你的兴趣与热爱有关，那在任何时代，这个愿望都不会发生改变。

　　对我而言，从小我就喜欢诗歌，诗可以让我避开现实的烦恼，让我进入一个与现实无关的世界。这一点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如此。写作是为了让我的生活更有乐趣，不再无聊，不再恐惧。至于它是幸福的根源还是不幸福的根源，肯定视每个人对待诗歌的态度而定。

　　时代变化了，诗歌的内容应该更加开阔，更加具有社会性、历史感与现实精神。我目前的写作希望诗歌与现实有一种更紧张、更明确的关系。当然，必得是一种诗意的方式。一种现代的诗意，不是过去那种纯抒情的诗意。

　　孤儿

　　人物周刊：父母读过你的诗吗？他们怎么看你写的诗？

　　翟永明：很晚的时候读的，最早我也没告诉他们。

　　我给母亲看的是《十四首素歌》，写那首诗的起因是我妈妈曾经想让我回老家去，就给我详细描述了老家的情形。她的描述给我带来了灵感，就在想象中回了一次老家。我母亲看过诗集后，不是太满意，觉得因为我没有回老家去，写得不够深入，回去了会写得更好。尽管她对现代诗、对我的表达不是特别了解，但我觉得她说的是对的。

　　人物周刊：女性作者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们的母亲，怎么看待你母亲和她那代人？

　　翟永明：《十四首素歌》主要就是谈她和我两代人不同的生活状态、理想和追求。这首诗在反复比较我母亲和我的青春，以及青春的流逝。她们那辈人更多是一种理想主义、激情式地生活，她们的追求是我们不理解的，我们的生活和对生活的选择也是我母亲那代人不能理解的。我想表达的是，母亲和女儿在经历过很大的冲突后，在一定的年龄段或成熟时期还是会达成谅解。我觉得每个选择都有它的价值。

　　人物周刊：母亲对你有影响吗？

　　翟永明：还是会有。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强的女人，个性、能力都很强，非常敏感，对人的认识和世界的认识是非常敏锐和清晰的。如果她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可能会是女强人，她身上的素质可能发挥得很好。除了能力以外，她还有传统意义上贤妻良母的东西，对家庭和儿女都有非常多的投入。但我母亲那辈人，他们所有的精力和激情都给了革命、建设祖国这种比较宏大的理想。

　　人物周刊：你说去年父亲生病对你影响很大。

　　翟永明：感觉一下子变成了孤儿。我有个朋友说了一句话比较准确：以前对死亡没有感觉是因为父母在前面给你挡着，父母一离去，等于你自己直接面对死亡。不是害怕，是觉得人生到了一个节点：挡在你前面的人不在了，你要自己去面对了。

　　人物周刊：你是悲观的人吗？

　　翟永明：我天生就比较悲观、消极，觉得活着的意义很可疑。在死亡面前一切都显得可笑，就是这种感觉。总之早晚要死，很多东西就不太有意义。不像有些人活得很兴头，我活得没有那么兴头。

　　人物周刊：你的生活态度呢？

　　翟永明：随性，到哪座山唱哪座山的歌吧。主要是不强迫自己去做很困扰人的事情，一定要达到某个目标，最后达不到，那我就把目标降低。比如一定要把白夜办成什么样的酒吧，中途办不下去的时候也很焦虑，但你要把它办成很大规模，这也不太可能。

　　人物周刊：现在负面信息这么多，会让你对社会失望吗？

　　翟永明：肯定会有，有很失望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你必须不断地把负面的东西清洗掉，不断寻找积极的意义，否则你根本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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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这只手
　　为我打开一扇窗
　　可见
　　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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