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国发《鹅塘村：扯不断的情缘》

松山居士

鹅塘村：扯不断的情缘

――评徐俊国的散文诗《故乡辞》

◎崔国发


    2010年7月，在全国第十届散文诗笔会文艺联欢会上，徐俊国深情地朗诵了他的诗歌《娘》，声情并茂的句子，令人揪心而让人良久难以释怀的精彩华章，使在场的诗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想不到诗歌竟有如此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些年来，徐俊国的鹅塘村成为越来越多的诗人和读者倾心向往的地方，就像陶渊明的桃花源，孙犁的白洋淀，贾平凹的商州，汪曾祺的故乡高邮与大淖一样，他与鹅塘村有着扯不断的情缘，在给读者以心灵的滋润与精神的慰藉上，在诗歌怎样才能把根留住念念不忘自己的心灵原乡上，在关心民瘼不只停留在嘴巴更要动真感情上，在如何饱含血泪书写和诠释自己对于乡土的爱与悲悯以及敬畏与感恩之心上，在以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表达方式持守人性的真善美上，徐俊国的闪亮登场，真的让我们心头一热，眼睛一亮，他不愧为鹅塘村最有人气的“宣传部长”，作为当下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鹅塘村其实已经超越了山东平度的地理学存在，成为“乡土中国的灵魂叙事”（灵焚语）的生动载体，成为我们大家共有的精神寄托，成为诗人的心灵史与当下诗歌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名篇佳构。

    我与徐俊国相识相知已有多年。虽先后两次在湖北和北京等地召开的散文诗笔会与研讨会上见面，但在此前后均有多次的交流与联系。尽管曾在《散文诗》刊举办的全国首届校园文学大奖赛上，他和我分别排在获奖名单上的一二，在“国酒茅台杯”全国十佳散文诗人大奖赛上又同列入“十佳”，但问作品的质量与神韵，与徐俊国相比我的确自惭形愧，他的散文诗情感含量之浓，精神含量之深，艺术含量之高，尤为我所钦佩与赞赏。每当我想家或怀念父母至亲的时候，哪怕是人在异国他乡，也总是喜欢站在月光下对着故乡的方向，从网上搜得并情不自禁地朗诵周庆荣的《夜深时望望故乡》和徐俊国的《故乡辞》。而一次次的诵读，又总是一次次地眼眶湿润，泪水婆娑，顿感心灵有了一处安妥与寄存的居所。因为他们散文诗中故乡情境的浸染与观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作为游子的我们内心的纠结、巨大的焦虑和漂泊无羁的旅程上的苦闷与彷徨。那种被激起的生命热能，那种被陶冶的率真性情，那种被滋养的朴素美感，那种被李少君先生所反复言及的“草根性”，仿佛又从徐俊国的散文诗中喷薄而出。鹅塘村作为一个艺术符号，已浑然不觉地融入诗人与生俱来的血脉之中，融入诗人对生活与乡愁的体认与感悟之中，融入其现实主义的世相真实、生命真实与灵魂真实之中，融入作者所渴望寻绎的责任与良知之中，融入诗人对于人性开掘与思想勘探的深度和独特的审美意味与丰富的言说形态之中。在我看来，徐俊国的《故乡辞》即是一种真正的“接地气”的写作，一种脚踏实地而非凌空蹈虚的写作，一种升腾着人间烟火而氤氲日常生活诗情的写作，一种心灵看护下的乡土写作。

    故乡之于人已是命中注定，这是我们一呱呱坠地就在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就像自己的亲娘一样，她是被我们一辈子挂念与掂记着的生命高地，一种给我们的灵魂带来真正喜悦的言说之根，一种赋予散文诗以本体论意义的大道本原。“一个人可以选择在黎明前的黑暗啜泣，也可以选择麻木，在世事中飘零。/可以选择离家出走，爱或者恨，甚至死亡，/但就是无法选择出生。//一个女人嫁到鹅塘村是命，我被生在遍布牛粪的苦菜地也是命。/把辣椒水涂在乳头上的那个人，/用鞋底打我又把我紧紧抱在怀里的那个人，/我泪汪汪地喊她‘娘！’//娘生我的地方我终生难忘。/那天，蟋蟀在草墩上把锯子拉得钻心响。钻心响的地方叫故乡。” （《故乡》），此心安处是故乡，在这章散文诗中，人时地物的拼接组合，创世此在的生死爱恨，风雨飘零的世事人情，在“遍布牛粪”的鹅塘村的苦菜地里，成为抒情主人公温暖而忠实的一腔念想，成为“我”泪汪汪地喊娘或蟋蟀在草墩上唱叹的根据地。不管你走到哪里，也不管你是否身处异邦他乡，都不要忘记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场和故园，是啊，“娘生我的地方我终生难忘”，念兹在兹，人之常情，于徐俊国的入世图式中成为乡关的象征，那蟋蟀的“钻心响”啊，在诗人司空见惯的视野或耳熟能详的旋律中薪传着故乡的人与事、风与景、悲与欢，这或许就是一个人的宿命，一个人魂萦梦绕而导源于内心的精神胎记，一个人审美共通性的情感中庄严的席座，一个人诗学地理与内聚力作用下的一种心态，一个人朝思暮想、拿得起却丢不下的精魂啊！

    徐俊国的散文诗，就是这样着力于对个人内心的探索，着力于对故乡风物与人情等语码系统的全息性建构。他时常返回或潜入到“寻根”故地，深刻而具体地写出心灵与故乡的遭遇；他用细腻入微而明朗纯净的笔触，揭示生活中的本真，使那被他心血浇铸的诗性达到了一种“澄明”；他低语式的吟哦，眼睛向下的凝眸，以一个寂寞者的观察视角，摆脱喧嚣而媚俗的消费时代的各种纷扰，独树一帜地营造着以“鹅塘”命名的如诗如歌、如泣如诉、如琢如磨的村落，勾连起属于他自己也属于人类博大精深的精神脉相，以对置身底层的父老乡亲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命运的真诚逼视，尽情抒发他内心深处的大仁大爱、大悲大悯、大真大善、大德大美的情怀，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透骨的苦痛，一种感恩的热爱，一种对于亲和力的独特理解，并且在恬淡率意与静穆超然的文本里，衍生出一种让人泪涌的力量。

    “对着一棵冻僵的小草喊三百声，春天才会苏醒过来；/埋下老黄牛的膝盖骨，至少五百年才能发芽，窜出花朵；/逆着光看一个人的心脏，至少十遍才能辨清里面的白雪或污点；/爹交给我的活太多，一辈子也干不完；/一群民工蹲在沙砾上喝西北风，至少九份红头文件才能追回他们的尊严和血汗钱；/写下乡愁的‘愁’字，至少需要积攒半生的月光和泪水；/劝说六千遍刀剑才愿回到鞘里；/鲜花再多，鸽子再多，蜡烛和祈祷再多，也不能让炸弹退回炮筒……/多得不能再多了，如果还不够，把我的爱加上爱，善良乘上善良。”（《至多》），这章散文诗从“至多”二字生发开去，通过意象叠加、散点透视和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不厌其烦地历数冻僵的小草、老黄牛的膝盖骨、心脏、爹交给我的活、讨薪的民工、刀剑与鸽子等现实生活图景，怀揣悲悯关爱的人文之情，展现人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与磨难中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诗人对于大爱与大善的热切呼唤。这种对于爱与善的追求，在他的《道歉》和《祈祷》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要向那些被他遮挡过阳光生长的小草、向那些被他践踏过的秧苗、向那些被他在树身上刻过字的白杨、向那些无意中伤害过的人包括恩人和仇人道歉，“我要一一找到你们，捧出真实的泪水，郑重道歉。”（《道歉》），并且祈祷，“愿我的心脏得到公正的称量，血液中仅有的一点杂质被彻底滤净，我的眼珠能够多喂饱几只益鸟……/愿最穷的人得到曙光和针线，流浪者在溪边安家，劳动者不再累倒在泥泞的田埂……愿庄稼和心灵一样繁荣兴旺”（《祈祷》），这是何等虔诚何等善良何等谦逊何等博爱的情怀！如此的道歉或祈祷，这一两个极为普通的真挚表白或举手之劳，使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紧张关系立马就得以消解，代之以诗人内心的那一份坦诚与澄明、轻松与释然、从容与平静。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因为诗人喜欢用一座小教堂的祈祷和它的花香洗净双手，挤挤脸上的“粉刺”，把体内的“毒素”逼出来。“小鸟扔掉镣铐，翅膀呼啦啦全部弹开，轻盈的身子几乎是原来的两倍。一个人的目光和胸怀也是原来的两倍。”（《春天》），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一定要和谐相处，以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目光决定高度，而胸怀则决定着广度。诗人曾这样说过，优秀的诗人总是要以谦卑、敬畏、感恩的目光观察和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无论是书写自然之魂，还是众生之苦或者生存之艰，都能让人在刺痛中感受到细心的抚慰和澄澈的温暖，他们用泪光烛照人性之善，用文字清洗罪责与污浊。他们在价值失衡、精神紊乱的现实对岸，构建起艺术与精神的水晶家园。

    作为一个诗人，我们当然不能不关注现实。诗歌如何回应现实，以重新唤起人性的亲切，徐俊国找到了一种“谦卑”的姿态。著名诗人泰戈尔说：“白云谦逊地站在天之一隅。晨光给他戴上了霞彩”、“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飞鸟集》）。徐俊国在散文诗中写道：“千里之外，如果俯身，故乡的小河必鉴照出我羔羊一样的温情。”（《无论早晚》）――“俯身”或“低头”都是强调为人的“低调”――“如果不是低着头，即使眼眶里涌出泪水，我的悲悯也将浪费在自己的脸颊上。/大地把我搂进她的怀抱，我因此爱上了低处的稗草。/它们干燥或湿润地活着，/我感动于这种自上而下的生长，低头去吻它们。/它们摇晃着羸弱的身子，在风中接住我献给辽阔大地的哭泣。”（《低头》），像“低处的稗草”一般，要使“草根”立足，就必须将自己的根深扎在世俗生活和底层生活之中，在自己的散文诗中，对那些普通劳动者、小人物（或“边缘人”）充满深挚的敬意。诗人又怎能忘记“像高粱、谷子或向日葵那样，老了，风一吹，总是忍不住要磕头”的“他们”，就是这些头上落满灰尘、脚下沾满泥巴的“他们”，身体和心灵都是沉甸甸的“他们”，同姓一个“苦”字的“他们”，面对物质之苦、精神之苦和命运之苦，他们总是默默地隐忍，甚至于“生病很少打针吃药，挺挺就过去”，“他们沉默寡言，一生的话语一半是说给牛羊听的。/许多辛酸的、贫穷的、隐忍的热泪，都是通人性的牲畜替他们流出来的。”（《他们》），这些默默苦行的村民，与牛羊相依为命，他们的平实质朴，他们的逆来顺受，他们的辛酸与贫穷，他们负重的艰难，是诗人心中隐隐的痛、深沉的忧。这真是一次困境与难度的写作，此时此刻，我忽然想起了里尔克的诗句：“沉默吧。谁在内心保持沉默，/谁就触到了言说之根。”（转引自王家新《雪的款待》，第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词与物在现实语境中获得了崭新的生命力和启示性。也许正是这种“隐忍”的力量，面对倾盆而下的“急雨”，“我不会躲避”、“我会蹲下来，陪着阔大的芋头叶子噼里啪啦地哭……”（《急雨》）；“我看见怀抱婴儿的哑巴娘跪在泥巴里，/静静地，用力捏压洁白的奶子。/暴雨还没有来。她和所有的穷人一样，并不急着离开。/——她坐在大地的耙上，风吹得她呜呜响……”（《暴雨之前》），急雨或暴雨与雷电的肆虐与农人的坚忍不拔品格之间，构成了一种宿命般的张力，这使得诗人为之久久难以释怀。徐俊国曾这样写道：“贫瘠的土地之上生存的惨烈，以及人生的无常，命运的莫测，挣扎在生命尊严的底线上那一桩桩苦难，一幕幕悲壮……我痛恨自己还没有写出它们的全部。”（徐俊国：《到底是什么使我难以释怀》，《2010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第35页，漓江出版社2010年版），面对这些暴风骤雨仍顽强坚忍着的弱势群体，诗人难道真的可以无动于衷吗？徐俊国以他的散文诗作出了坚定的回答，那是一个有良知的诗人所不可回避的课题啊！

    不仅如此，徐俊国还在他的散文诗中，书写源于故乡的亲情与爱情。母爱的温婉与爱情的执著具有撼人心魄的情感力量。土地松软了，听不见根在深处颤动的声音；春天来临时，听不见花开的声音；露水哽在叶上打转转儿，听不见它坠落的声音。“人间最美的时刻到了，幸福在心上打夯的声音近了，/而我只看见母亲跪在神龛前为我祈祷，/听不见，听不见她念叨些什么！”（《听不见》），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母爱表达，使诗人的灵魂享受着巨大的幸福，母亲为“我”祈祷的那一刻，就是他生命中的“最美的时刻”，虽然抒情主人公听不见她念叨的内容，但“此地无声胜有声”，乃是心照不宣即能让人感受到的慈母温柔和婉的爱，一种骨子里娓娓动人的爱。“在我最贫穷的时候你爱上了我，我因此对贫穷充满感激。/我更加喜欢这简陋的小屋，干净的大米，断断续续的炊烟，还有这空空的双轮马车，落日的平静……/你看着我在生活中挣扎，疼着我的疼，湿着我的湿，看着我摊开稿纸，写不出一个字。我们一起埋下的星光和药片一天天老去，我还是贫穷。你把粗糙的手给我，我吻了吻，流下三滴泪：第一滴，你说下辈子还嫁给我；/第二滴，你说灰烬和火焰有着同样的分量；/最后一滴，你轻轻弹去我肩头的灰尘，转身去做我最爱喝的苦瓜汤。”（《贫穷》）――物质上的清贫与精神上的富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刻骨铭心的爱情真的感天动地，唯有心灵相通、心心相印的人才能产生如此超然、如此坚执、如此莹洁、如此重情、如此有义的爱，一种温暖而仁慈的力量和美！

    这就是徐俊国的散文诗，对故乡的执迷，对底层的悲悯，对乡土的赤诚，对土地的感恩，对人性的褒扬，让我们充分体会到鹅塘村对于一个诗人成长的意义。同样带着一种内在的撼动，徐俊国对乡土诗新的开拓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写什么并不重要，关键看怎么写。自《诗经》以降，写乡土诗的人多如牛毛，像俊国这样标举性灵，善于营造催人泪下的特定情调，善于建构主客体相对应又超越的情感空间，使他的散文诗油然而生奇特魅力而又令人着迷的，在当下诗坛并不多见。他的散文诗，深深植根于乡土之中，在坚实的田野上苍劲拔节与美丽绽放，字里行间弥漫着大地的气息，是新世纪最具有潜质与活力的诗人之一，为此我们对徐俊国充满着更大的期待。                  

                                                           2012年1月26日

    【作者简介】崔国发，1964年生于安徽。作品散见《诗刊》《散文》《星星》《散文诗》《散文诗世界》《绿风》《飞天》《青春》《清明》《延河》《西湖》《芒种》《诗潮》《诗林》《扬子江》《诗选刊》《诗歌月刊》《中国诗人》《中国诗歌》《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260余种报刊，共200多万字。著有散文诗集和诗论集3部。作品被收入《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中国散文诗90年》《新时期文学30年》《中国年度散文诗》《中国散文诗精选》《中国散文诗年选》《中国当代散文诗》《散文诗人20家》《21世纪散文诗排行榜》等80余种选本。曾获全国十佳散文诗人奖、全国散文诗大奖赛金奖、第四届中国散文诗天马奖等30余项。现在安徽某高校工作。高级职称。

刘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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