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文章《从独特的视点上打量新诗》

松山居士

——评张立群《20世纪中国新诗与政治文化》

张德明


    自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随着“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热潮的退场，新诗创作逐渐进入了冷寂的阶段，与此同时，对新诗加以质疑和责难的声音则持续高涨，从诗人到学者再到普通读众，不少人都对近百年中国新诗创作成绩的微薄和审美内涵的贫弱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之情。人们对新诗的苛求和非议，自然也是文学评价的一种方式，不过这种评价方式对新诗发展而已，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和有益启示实在是相当有限的。对于有着不足百年历史的中国新诗来说，与其频频地责怪它“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不如理性地去思考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与其面对艺术性稍显不足的新诗文本长吁短叹，不如沉入历史的烟云之中搜寻它在过去岁月所走过的艰难旅程，对它的历史构成的内因与外因进行客观的、科学的分析，这样才更有利于它在新世纪更稳健的前行和快步的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张立群博士的学术专著《20世纪中国新诗与政治文化》就显示了它突出的学术意义与理论价值，该著从“政治文化”的特定视角上仔细清理和考辨一个世纪以来政治文化对中国新诗历史构成所产生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为我们了解中国新诗现实形态背后所藏蕴的历史根源提供了系统的阐释和论证。

    近百年新诗与政治之间存有相当纠结与错综的关系，这是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不过，将中国新诗放在“政治文化”的视镜上来观览和考量，其操作难度显然不小，牵涉的内容可谓千丝万缕，要理清其间的层次和意义关系实属不易。这是因为，无论“政治”还是“文化”，其指涉的意义都极为繁富，似乎很难用一语来恰当圈定，再把二者缀接一起成“政治文化”，其含有的意义容量之丰足就可想而知了。立群不畏困难，敢于迎难而上，勇气自然可嘉。通览全著不难得知，立群从“政治文化”视角审视中国新诗的学术举动并不是一时冲动或者只打算粗略而为之的，而是一开始就打定着费尽精气、苦心经营的主意。从篇章设置来看，论者既有从外部研究入手，对新诗历史构成的复杂政治文化原因的细致清理和透辟阐述，也有立足于内部研究，将诗歌的文本形态和诗人的人格命运作政治文化意义上的读解，同时还论及新诗与中外文学传统的关系，以及新诗传播中所隐含的政治文化深意，种种论述都紧扣“政治文化”的外部力量来展开，在新诗与历史、诗人与时代、政治与审美等多重关系中展开极为精细的探寻、清查与思辨，从而使得“政治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新诗的具体形貌较为逼真地呈显出来。

    尤为可贵的是，对新诗历史构成的学理考察，著者没有根据“政治文化”与文学审美之间必然存在的巨大冲突这一基本认识，对近百年来整体水准不高、艺术素质薄弱的中国新诗简单地加以讨伐和否定，而是秉承“同情之理解”的历史意识和客观态度，将新诗之由来中始终不离左右的政治文化因素充分彰显和理性看待。在著作中，论者指出：“20世纪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非整合意义的结构形态，不但使新诗在承担自身以外的现实使命中呈现复杂而独特的表现形态，而且还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常常面临外部力量的挤压，而所谓新诗的历史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中曲折地展开的。”（第19页）毫无疑问，新诗是历史选择的必然产物，其中理当笼聚着这一文学形式诞生之初的政治、历史与文化的诸多势力，所谓新诗的现实样态，其实是这诸多势力博弈后的最终结果。著者首先将新诗放在“传统”与“现代”纠缠的历史场景中，考察新诗出场与晚清文学创作的关系、近代中国的现代性遭遇引发的诗歌观念的更变等；继而又从“文学革命”的事项中追踪新诗身影初现时的历史机缘；而后又探讨新诗的价值取向和读者预设，以及新诗现代化进程中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磨合关系，上述这些探讨既从历时的层面透视了新诗从出生到成长的外部环境和复杂原因，也紧扣“政治文化”这个重要观照点来窥探新诗的内在隐秘，在新诗的起点处将这一文学样式自诞生之初就与中国政治文化纠结在一起的历史事实进行了较为准确的揭示与阐发。

    对于新诗创作如何受“政治文化”因素的牵制，这个话题以往有很多人都论述过，不过人们谈论这个话题时，往往都显得语焉不详，让人莫名其理。立群从“价值与理想”的角度切入，通过探讨新诗写作的“价值标准”、“理想追求”、“观念表达”等方面的内容，对新诗创作中出现的“政治文化化”情形作了精彩展示。论著抓住“集体意识”“国家想像”等宏大命题来观照新诗创作的价值期许和理想选择，对《女神》《王贵与李香香》以及其他左翼诗歌和“诗歌大众化”等现象的分析都极为到位。不过，新诗创作中的“政治文化化”，似乎并不止于“集体意识”“国家想像”等几类，也许还有很多别的表现形态，在近百年中国新诗的文本形式中，除了这些用极为显在的方式凸显宏大政治主题的诗作之外，那些表面看来是在书写个人心灵隐秘的诗歌作品，比如何其芳《预言》、戴望舒《雨巷》、卞之琳《断章》等，深究起来也何尝不是折射着某种“政治文化”内涵呢？依我所见，如果论者能将这些考虑进去，另辟一节论述个性化突出的诗歌写作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可能会更全面些。自然，这样处理会带来另外的烦难，即对“政治文化”一语的不同理解和阐释问题。著作中对于“新民歌运动”的分析，是具有相当突出的典型意义的，“新民歌运动”所带动的全民作诗热潮，正是中国新诗与“政治文化”发生重要关系的最为鲜明的例证。论著指出：“1958年‘新民歌运动’所包含的问题，则是以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弥合了自新诗诞生起，就不断产生的‘形式论争’。”（第138页）论者将“新民歌运动”的实质，归结到中国新诗中的“新诗论争”，可以说是抓到了问题的要害，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这段特殊的诗歌历史提供了新的诠释。

    中国新诗与政治文化之间始终葆有的纠缠不清的关系，促使近百年来几乎所有的诗人，无论在自我的人生历程还是诗歌创作之中，无时无处不受政治文化的牵累和笼罩。从诗人的角度来解析20世纪中国新诗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因此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在立群的论著中，对诗人与政治关系的阐释，是论述最为详尽、剖析最为充分的章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应验了20世纪中国诗人与政治文化之间须臾不可离分的客观史实。虽然近百年来中国诗人无不受到了政治文化的影响，但是诗人受影响的程度却是因人而异，大小不同的，因此，阐释中国诗人与政治文化的关系，选取的个案是否具有的典型性就显得至为关键了。在论著中，立群选择了郭沫若、何其芳、穆旦、郭小川、“现代派”诸诗人等作为阐释对象，以此来管窥近百年来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和制约了中国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国诗人又如何来适应或者抗御外来的政治文化重压等，这些案例的选择所具有的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在上述这些案例中，郭沫若、何其芳、郭小川与政治文化的显在关系，已为不少论者所关注和分析，而穆旦与“现代派”诗人同“政治文化”的关系，此前论及甚少，因此在我看来该著对此中关系的揭示，意义更为重大。对穆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该著以“时代境遇中的‘自我’分裂与隐失”为着眼点，分析诗人穆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情态和文本内涵，将一个具有丰富的心灵世界和波折的人生经历的诗人个体放置在“政治文化”的话语区域中来重新考察，这无论对我们深入理解政治文化与诗人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是准确洞察穆旦诗歌创作与个体生存间的内在联络来说，都是极有助益的。

    “政治抒情诗”不只是1950、60年代中国新诗的主体形态，更可以看作近百年来左翼诗歌创作所呈现出的共同的审美选择，而这种诗歌形式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思考20世纪中国新诗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政治抒情诗”自然是一个必须重点阐发的文学对象。不过，由于政治抒情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着中国诗歌的主流地位，它所造成的影响力太过突出，而其负面意义已被人们充分地认识，以至今天人们一谈起“政治抒情诗”，就有某种本能的厌烦和抵触情绪，这在一定意义上反而阻碍了我们对此种诗歌形态的理性烛照和客观评价。立群对“政治抒情诗”的阐述角度是别致的，所得出的结论也显得客观、公允和富于创见性。他将“政治抒情诗”放在与世界互动的诗艺选择的向度上来论评，指出这种诗歌形式至少从两个方面为我们提出了课题：一是如何继承本土化的写作资源，而是如何借鉴、吸纳外来的文化，并最终以“政治”和“抒情”的方式予以命名。（第234页）在随后的剖析中，论者既探讨了“政治抒情诗”与俄苏文学的关系，又阐释了作为新诗传统的左翼文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承续和发展，论者最后指出：“政治抒情诗势必还要继续在一定的范围内书写下去并扩大自己的范围。然而，作为一种极为独特的政治性诗体，政治抒情诗毕竟只能属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诗歌概念，或者说是某种政治文化观念为主潮的语境下的一种独特的创作，它是通过诗歌借鉴并最终表现了观念借鉴超越创作实践的一种写作而最终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概念，除了源自‘政治’本身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发生变化，还反映了政治与诗歌势力强弱对比的过程中，包括诗人创作心理在内遭遇政治制约以及自省后对诗歌艺术的自觉意识与要求。”（第243页）这一段话没有对“政治抒情诗”作简单的褒贬，而是努力还原这种诗体的历史真相，从中可以看出论者对新诗历史的尊重和求实态度。

    此外，论著中对诗歌传播中所体现出的政治文化内涵，对“延安诗歌”这个区域诗歌形态所具有的政治文化特色，都作为较为系统和准确的分析，立体而全面地揭示了政治文化对20世纪中国新诗所造成的影响和辐射。从“政治文化”视点上打量新诗，可以解答很多与中国新诗有关的疑难，比如为什么“纯诗”的诗学主张没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为什么在中国诗人那里，即便再个性化的写作总是会与时代、社会和集体之间达成某种共振和应和关系，为什么每当中国遇到灾情和变故的时候，总是新诗创作最为活跃和繁兴的时刻，等等，这足以证明这个选题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不过话说回来，由于“政治文化”自身包孕的话语空间无限广博，这使得几乎所有论及新诗的内容都可以往这个话题上框套，因此选择“政治文化”视角来重审新诗的历史成因，可能潜藏着容易泛化和浅尝辄止的理论困局。自然，从另外的角度而言，“政治文化”视点所拥有的丰富理论潜能，也为著者在这一理路上继续拓进预留了足够的地盘，保证了他以后的诗学研究将有着难以穷尽的工作，著者此后更为精彩和丰富的理论言说，便是可以预期的了。



（《20世纪中国新诗与政治文化》，张立群著，辽海出版社，2010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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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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