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大师，先得有“大诗”——《中国诗歌》“诗人访谈”

捻花一笑

想当大师，先得有“大诗”

——《中国诗歌》“诗人访谈”

□晴朗李寒 邹建军

邹建军：您认为自己的诗歌有没有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如果说有，您是否可以用三百字以内进行概括？

晴朗李寒：写诗这么长时间，我庆幸自己还没有厌倦，庆幸自己还没有形成一定的风格。我一直这样写着，如同一条倾其一生不知停歇的奔向大海的河流。一条时而清浅，时而浑浊，时而迟缓，时而迅疾的河流。它离尽头还远，还没有形成一泄千里的气势，还没有形成波澜汹涌的开阔。它依然在山谷、沙丘和砾石间穿行，冲突和碰撞。它的水量不断损耗，或蒸发，或渗漏，那偶尔溅上岸边的，唤醒了柔弱的小草，干渴的小树，这是我希望看到的。如果有些小动物来我的河中饮水，把干裂的唇伸入我的水面，把疲惫的身影投向我的波心，那是我最为高兴的。

写作者是永远的手工艺人，他应该永远不被那些流行的技巧所迷惑，他不羡慕那些快速生产加工的流水线，不羡慕别人做工精良的模具。他对自己永远是苛刻地，他坚信，世界上最好的精神艺术品，最有效的生产方式，便是用手用心一点一点雕琢出来的，它应该独特，个性，应该精益求精，别人难以复制仿制。他在这慢慢地雕琢着，感到了生命的真切可爱。  

写作是孤独的事业。作为一个在写作路途中的跋涉者，尽管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但是他，是永远孤独的一个。那些奖励和赞美，是你在饥渴疲惫之时，有幸遇到的一眼山泉，一枚悬挂在枝头的果子，一家温馨的客栈。你知道，前方的路程还远，这些并不值得留恋盘桓，稍事休息，你将踏上新的旅程。我们今生与文字结缘，一首首诗，便是我们欢爱的结晶，那是我们灵感瞬间地凝聚，是情感的缠绵，是融合，是碰撞，是爱的爆发与倾注，而后，是孕育，是诞生。他们带着我们生命的基因，心灵的烙印，延续了我们的个性与气质，祝福他们吧，别在岁月的洪流中过快地湮灭！



邹建军：您认为当代的诗坛有无大师？有无可能产生大师？您认为什么样的诗人才可称为大师级的诗人？

晴朗李寒：我赞同郁葱老师的一句话，想出大师，先得有“大诗”。可惜至今还没有读到这样的“大诗”，所以“大师”也就无从谈起了。我觉得，诗人应该抛弃那些所谓的“大师”情结，只须认真地写好自己的每一行诗句。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必将会出现诗歌大师，再现大唐诗歌的辉煌。但是，大师并不是那些只关注重大题材，只写篇幅巨长的作品的诗人。真正的大师应该是敢于开风气之先，引领文学，以至于思想、文化潮流，无论从作品质量和人格魅力都超越常人的诗人。

我所读到的“大诗”，应该是大解老师的《悲歌》，16000行，他用了三年半的时间才得以完成。我知道，凭自己的懒散性格，今生肯定没有如此大的耐心和顽强毅力写下这样的巨著了。但是，我始终感觉自己从开始拿起笔在纸上写诗，到直接用键盘敲打到电脑屏幕上，这十几年的时间，其实自己一直写作的也就是壹首诗，我今生所要完成的也只是壹首诗。我现在写的所谓每“一首”诗，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段落，或只能称为一个句子。如果把这些诗连缀起来，应该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人，从天真烂漫的少年到激情勃发的青年，以至如今，渐近中年的平和恬淡。这壹首诗将在我主动或被迫放弃写作的那一天终止，像命运难以预料，我也无法猜测出它的长度。我希望，它起码是对我这一生是有意义的见证。



邹建军：您认为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三首作品是什么？为什么？

晴朗李寒：很惭愧，觉得至今还没有写出一首自己认为满意的代表作品。每一次写作，都感觉到是全新的尝试，即便构思再三，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收笔后，待狂热渐消，再理智地审视这首作品，缺点和不足便出现了。一首诗的成败作者应该是清楚的，但时常感到回天无力。只能在下一首作品中去弥补，去改进。诗歌写作就是如此吧？写诗也如逆水行舟，你这一首写成功了，不见得下一首也能成功，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也激起了我的创作激情，让我一步步地去探索，一点点去完善，让我从内容到形式、技艺上，努力去接近那些优秀的作品。

    我的生活是单一的，单纯的，每天按部就班，所以在我的诗中看不到复杂多变、电闪雷鸣、黄钟大吕的东西，因为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平凡、平静、平常。我活动的范围有限，但我感觉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不比别人狭小，我的所有感觉都保持了原初的敏锐。一天一天，路过那些相同的事物，看着那些面孔相似的路人，做着几乎大同小异的事情，我唯一的乐趣，便是在这些事物中发现小小的不同，找出细微的差别。就像女儿从她的图书中找出两组相近图案的不同之处。



邹建军：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写作的？请回顾一下自己的诗歌写作历程。

晴朗李寒：十岁时，父亲突然去世，我在一夜间成熟。我的内心变得脆弱，孤独。从小学到中学，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优异，数学却常常一路红灯。我喜欢在本子上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学着写下分行的文字。上课喜欢走神儿，构思那些诗句。晚上做梦，也在为迷恋的女孩献诗。从正式发表第一首诗歌至今，算来有20年的历史了。

那时，家境生活困顿，虽是少年，却不得不挑起了家庭的担子，放学之后或周末要下地干活，放羊，拾柴，在烈日或风雨中，穿行于空阔的田野。而夜深人静时，我喜欢趴在破旧的老宅的土炕上，在冒了黑烟的油灯下，痴迷地读书，写作。
    高中时，我用省吃俭用的钱订阅了《语文报》。看到同龄人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被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我也幻想自己能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靠诗歌敲开象牙之塔的大门，从此远离贫困的乡土，改变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我为自己取了个笔名：晴朗。希望自己能“晴朗”起来，未来能一片光明。高一时，得到语文老师王新省的大力支持，我在班里发起成立了“柳絮文学社”，三四个知己写诗作文唱和，感觉真不错，但最终因为课程紧张，应和者少，文学社不久便夭折了。　　
    1989年，高三时，我有机会去了一次沧州，那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迫不及待地跑到新华书店，购买了梁小斌的《少女军鼓队》和吕贵品的《东方岛》，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后来，我又邮购了《朦胧诗选》、席慕蓉的《七里香》等诗集，这是我最早阅读的诗歌启蒙读物。
    我试着四处投稿，却都泥牛入海。直到1990年考上河北师范学院，处女作才发表在《河北师院报》上，得了五块钱的稿费，这也足以令我欣喜若狂了。而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是1991年，在《诗神》杂志上刊发了一首叫《稗子草》的小诗，那是我参加“诗神杯”全国诗歌大赛，获得了优秀奖。
    进大学不久，我就加入了学院的“神州诗社”。1991年，我与几位同仁编辑了两期《太阳风诗报》，报头是著名诗人浪波题写。去过几次河北省文联所在地：市庄路2号，《诗神》编辑部，从而认识了诗人郁葱、大解等老师。在河北省会大学生诗歌赛中，我的参赛作品获奖，高兴的是奖品竟是许多河北诗人的诗集，为我学习写作提供了充足的食粮。

大学毕业后，到了俄罗斯，当了一名俄语翻译。从1993年至1998年，在西伯利亚连续工作生活了五年。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我也并未放弃自己的写作。因为与国内音信不便，投稿极少，缺乏与诗歌界的交流，如今再看那写满几大本子的习作，大多只是分行的生活日记而已。

1999年至2000年间，我回到了国内，曾短暂地在某文学函授学院做过编辑和指导老师，开始使用李寒这个笔名。在此，结识了谢启义、高彦国、韩瑞峰、赵志东和李洁夫等诗友。我们志同道合，创办了自己的一张《诗魂》报，连续出版了几期，后因经费不足而中断。那段时光快乐多于忧烦，我们的友谊也一直延续至今。   

2000年至2001年，我曾为一家公司担任翻译，到俄罗斯的远东做皮货贸易。

2002年，我又应聘到了诗人刘向东任主编、河北作协主办的《大众阅读报》社，做编辑。同时，还参与编辑了新创刊的《散文百家》下半月版。
    这段时间是我写作的关键期。在这里，我开始较多地接触网络。考虑到自己原来发表作品用过晴朗和李寒的名字，便给自己起了网名“晴朗李寒”。诗歌论坛开放自由的交流方式，诗人们随意放松的写作状态对我触动很大，仿佛醍醐灌顶，我的心态一下子变得平和、安静，如同禅宗所说的顿悟。在诗歌的写作上我放弃了以前的虚张声势、拿腔作调，开始试着用日常的语言抒写平常之物，表达平凡的感情。这期间，我的作品也发表的多起来。
    另外，便捷的国际互联网还让我能够及时地了解俄罗斯诗歌，我又重拾译笔，翻译了大量俄罗斯当代诗人的作品，尤其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的作品，在网络上引来诗友们的好评，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2005年，我应聘到了由《诗神》改名后的《诗选刊》杂志社任编辑，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郁葱主编为人真诚，谦和，做事细致认真，又极为理解和关心人。绿色环保的办公环境（编辑部没人抽烟喝酒），有成堆的诗书相伴，阅读编选自己喜欢的好诗，能发现和推举诗歌新秀，既能学习提高自己的诗艺，又能为诗歌事业出一分力，真是求之不得。从写诗，译诗，到如今的编诗，现实工作与自己的理想终于合而为一，除了热爱，感恩，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

捻花一笑

邹建军：您对于诗歌翻译很有兴趣，译了许多外国作品到中国来，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请问您如何认识译诗之难的呢？

晴朗李寒：那我就谈谈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诗歌翻译问题。经济的全球化，所形成的各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吸收融合淘汰也是显而易见的。再加上国际互联网的推波助澜，遥远的异国一分一秒的变化，会被鼠标瞬间拉到眼前。俄罗斯年轻一代诗人的作品中尽管也趋于口语化、日常化，不再讲求押韵，表面看是通俗易懂了，可他们也吸收了大量泊来的西方词汇，还溶入了一些网络语言、地区方言、黑话，这在翻译上造成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我与友人谈到翻译时，把译介作品比作按照原作重新雕刻一件作品。我的翻译程序是先熟读原作，直到烂熟于胸后，再雕刻出大概，使其初具原作的形态，然后便是于细节处的雕琢，尽力使每一个词都能传达出原作的本意，并力求把原作的灵魂思想也移植入这个新的载体。如果能做到形神兼备者，才可称得上翻译大家，如果可以达到神似，也堪令人敬佩。而徒有形似者，读来如嚼蜡，不知所云，是必为劣品无疑的。我要努力保持诗人原作的原味儿，令其个性最大限度地保留，不致使人读后，分不清这是阿赫玛托娃，还是茨维塔耶娃，不致使千人一面，不致使每个诗人的译作都打上“晴朗李寒制造”的烙印。
    书山有路，译海无涯。翻译中的甘苦是别人所难以体味出的。但我坚持自己的翻译原则，那就是：为快乐而翻译！我选择翻译的对象是不以他们所谓的名气为标准的，我往往避开那些被翻炒过多过烂的诗人，去选择那些与自己同龄人的作品，由于时代与全球国际化，相信他们的作品我更容易把握，译介过来也更易于国内诗友接受。我只选择打动了我的作品，那些读来充满活力的作品，让我读来快乐的作品。另外重要的一条是，假如诗人本身有着强烈人格魅力，而暂且不为众人所知，即使相距时代较远，我也会去翻译。近几年，我翻译了像曼德里施塔姆、阿赫玛托娃、丽斯年斯卡娅等俄罗斯经典诗人的作品，让我倍感艰辛，但从中也体会到了与他们身心合一的快乐，感受到进入他们内心世界探险寻宝的刺激。把他们介绍给国内的诗歌朋友，让他们体会到我的快乐，如果能对他们的生活和写作有所裨益，那是我求之不得的。



邹建军：您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中国现当代诗歌与西方诗歌，哪个方面对您的影响更大一些？为什么？

晴朗李寒：写作至今，觉得自己受益最大的应该是中国的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实际上，优秀的诗歌都是相似的，不优秀的诗歌各有各的不同。优秀的诗歌是超越国界的，无论是中国诗歌，还是外国诗歌，即便是经过不同语种的翻译转换，几乎都不能伤及它的品质。我以为那些为世人所称道的经典作品都应该具备以下相似的品质：诗作中能够传达出诗人清醒的生命意识，鲜明的生活态度，深厚的人生经验，超凡脱俗的个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具有担当意识，能深入现实，揭示苦难，有不畏强势的勇气，有敢于冒犯权威的精神。在纷繁的社会洪流中决不随波逐流，冷静的审视，始终把挑战自我，突破樊篱，揭露人性的美与丑做为永恒的主题。其次才是写作的技艺方面的，对于司空见惯的题材，他们往往能选取独特的视角，用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把读者引向富有质感和层次的精神世界，让读者得到心灵的愉悦，情感的升华。
    中国诗歌在表达个人情感上，多是内敛的，喜欢用减法。我们的诗人大多受老、孔、释等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大，往往追求物我同一，将“自我”削弱，降低至与周围的事物，与大自然成为一体，直至物我两忘。而国外诗歌在表达个人情感上，喜欢用加法，更多的是在自然与社会中突出“人”的存在，表现人的力量，传递自我的感受，是由自身向外发散的。不仅是诗歌，比较一下中国的国画和西方的油画，也许更能清楚地发现这些特点。
    对于我稍熟悉的俄罗斯优秀诗歌来说，那些经典作品是与诗人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分不开的。俄罗斯诗人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主要组成部分，始终站在这个队伍的前列。他们往往都具有虔诚的信仰，怀有“弥赛亚”精神，悲天悯人，把自己看成是时代的先行者，唤醒世人于麻木状态的先知，拯救世人于苦难的圣徒。他们执着地追求精神的高度独立，反抗专制统治，不妥协，拒绝遗忘，并为此不惜牺牲肉体的自由，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可能正是我们的诗人所欠缺的，故而在诗歌中就难免平庸、苍白、无力。小情小调不怕，但也应该有一定的人性高度。我在选择译介俄罗斯诗人的时候，通常以此作为衡量标准。
     中国新诗毕竟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才几十年，我想，随着对国外诗歌的不断译介，我们的诗人不断主动地学习借鉴，与国外诗歌的这些差异都会渐渐地缩小的。
邹建军：您诗歌写作的主要题材来源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内心、神话传说还是新闻报道？

捻花一笑

晴朗李寒：我的诗歌写作题材主要还是来源于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有时也得益于阅读到的一本好书，或者是某个句子，突然触发的灵感。诗歌的题材在生活中无所不在，只要我们去认真观察，去细心体味。比如：在我单位不远处的十字路口，一位修自行车的老人，平时是忙碌的，但得清闲，他便会从工具箱里拿出自己的萨克斯，十分陶醉地吹上一曲；骑车上班，路过一片田野，一个早起的女人，已经除完了一半的草，坐在田埂上，点燃了一支香烟，静静地望着远方；一个女人在早晨上班的茫茫车流中，后座上驮着一盆栀子花，那上面正结了些白色的花苞；酷热的夏日，坐在书桌边，汗流浃背地翻译着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这时，妻子小芹会端过来一小碗加了冰糖的绿豆汤，冷热适中，让我顿时心中清凉无比；有时，当遭遇了些不顺，或看到社会上的不公，心情不畅，阴沉着面孔回到家，怕影响她们的情绪，就在门口赶紧调整好表情，若无其事一般，但还是会被细心的女儿发现。她盯着我的脸，说：“爸爸，笑一下，我给你讲个笑话吧。”9岁的她，为了哄我这个快40岁的男人高兴，已经给我讲了许多笑话。正是因为有这些默默感动着我的人，人世的那些丑恶和肮脏都可以忽略不计。正是这些生活中平常的细节，成为我写作诗歌的动力和源泉。

写诗，是很私人的事儿。诗人像小作坊中的个体手工业者，但不是标本制作者。我们不应该让事物在我们的笔下变成一具躯壳，像蝴蝶，成为美丽的木乃伊。应该尽量保持事物的鲜活原貌，它们的形状、气息、颜色、味道、纹理、光泽，以至它们的精神，它们的灵魂。让我们的内心与之相响应。我们要自己去观察，去发现，去记录，去找准确的词语，去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得自己让那些跳跃的意象，散落的词语，最后成其为一首诗。亲自感受到劳动的快乐，那不可言传的愉悦。



邹建军：您作品中的女性意象是来自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身边还是文学阅读？女性与您的诗歌写作有何必然的联系吗？

晴朗李寒：我生于70年代初的华北冀中农村，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父亲上过高小，算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他付与了我生命，遗传给我血缘中最顽固最稳定的个性。但因为他过早地离世，使我没有来得及从他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说到我的文学启蒙者，恰恰是我的大字不识的母亲。她像众多的普通家庭妇女一样，家境的困顿和众多孩子的成长使她心力交瘁，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每一个孩子的关爱。我是他们最小的儿子——老生子，他们把更多的关爱和呵护给了我。她没有文化，但却时常会引用一些“名言警句”——那些从老辈子传下来的谚语，比如：“吃锅头（窝头）饭别说过头话”，“年轻受贫不算贫，老了受贫贫死人”，等等，她用这些话教育我们，怎样为人，怎样做事。最后，每每说完，她都要再加上一句：“这都是上了名讲的！”

回首年幼时光，留下最深印象的似乎多是茫茫的寒冷冬夜，母亲坐在油灯下，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给我讲笑话，“泼闷儿”（猜谜语）。而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歌谣。在我咿呀学语的时候，它们就在我的耳边经常响起，至今记忆犹新，这也算是对我文学的最早启蒙吧。母亲哺育我长大成人，她秉承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许多美德。我写过不少给母亲的诗作。许多作品中与女性有关的形象，都有母亲的影子。

每一位青年都是诗人。青春期的萌动，对自己暗恋女子的思慕，使我写下了最初的诗行。到后来，遇到相知相伴的妻子，生下可爱的女儿，她们都成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她们缓解了我与这个世界和社会的紧张关系，让我感到家庭的温暖，给我信心，让我能够重新获取前进的力量。他们为我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我出版的一本小诗集《空寂·欢爱》，其中收入的大多作品都是与她们有关的。女性将是我永远关注并写作的主题。





邹建军：您在诗歌在形式上有什么样的追求？您认为诗歌与其他文体是不是存在本质的区别？

晴朗李寒：诗歌的形式最终是要服从于内容的。这些年来，我们太在意从诗歌的形式上下功夫了。有些人的“诗歌”不再分行，有些人分行过于随意（甚至一字一行！甚至一行近百字!），有些人把一首诗排成各种形状，这些均可视为末流的、黔驴技穷的表现。我发现俄罗斯年轻诗人中，采用整齐的句式、严谨的韵脚者，仍大有人在。再往前推，白银时代的一些著名诗人，也是采用这样传统的形式，照样写出了许多伟大的现代主义的诗歌作品。而如今中国的现代诗，好像只稍稍从形式上打破了些陈规陋习，而最主要的，骨子里仍残存着遗老遗少的那些东西。

诗歌与其他文体肯定有区别，看似越来越小，但相信它永远不会被其他文体所替代，一些它独有的特质不会消失。诗歌的语言应该高度凝炼，语句间应该有内在的韵律和节奏。诗歌与人的距离最短，能用最少的文字让读者产生共鸣。它所揭示的更多是人的内心世界，真抵人性深处，应该对人类情感与精神实质有所新发现。它是文学中的先锋，引导着文学的方向。它应该是其他文体提纯后的更精粹的产物。



邹建军：您认为最近十年的中国诗人在评价自我作品上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您认为诗人最可宝贵的品质是什么？

晴朗李寒：因为中国现代诗发展的历史不长，尽管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甚至被认为中国诗歌始终走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前列，但它还是存在诸多缺点和不足的，而诗人在自我评价上不宜过于妄自尊大，也不应该过于悲观失望。粗略回想一下，发现近些年的诗歌作品中仍存在以下一些弊端：1、女性化。滥情，阴柔有余，阳刚不足；2、闪电化。灵光片羽，瞬间一亮，不留印象；3、模式化。流水作业，产量大，无限复制；4、庸俗化。突破底线，乱丢垃圾；5、复古化。生吞活剥，造词摘句，陈腐僵尸；6、神经化。胡言乱语，絮絮叨叨，不知所云；7、政治化。大灾庆典，主流节日，歌功颂德，作鬼幸福；8、没文化。没有门槛，谁都能写，浅陋粗俗，随意，放肆；9、洋人化。照猫画虎，生搬硬套，洋腔洋调，不顾国情……

诗人最可宝贵的是应该能够独立、保持个性，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品的不足，能够远离诗坛的喧嚣，忍受寂寞，始终不懈地坚持在诗歌语言上的探索和自身境界的提高。



邹建军：您认为评价自由体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标准有什么不一样？您认为好诗的标准由哪些方面所构成？对于诗歌作品的评价需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晴朗李寒：中国的新诗走向成熟，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不是我们想推进就推进，想提高就提高的，那些会议，那些活动，都与写诗无关。在漫长的进程中，诗歌将随着时间而进行自我淘洗，自我删节，自我更新。我们每个诗人，都只是绵延不绝的文字车间中的一名小工，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潜心细致地完成自己命定的工序，最后交给时间——这位严谨而又残酷的定货人。我要说写诗与诗歌标准无关，肯定有人骂我。我们为什么总是急于给新诗定标准呢？它毕竟不是竞技体育的一个比赛项目。诗的优劣要用“心”感受。我们不可能用一个框框去套它。把一首诗拆解成N个动作？给每个动作命名、评分？你认为再怎么拙劣的诗，都可能有它一见钟情的读者。也许我孤陋寡闻，至今从未听说过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为诗定标准。中国古代诗歌，所谓的诗词歌赋，都是在历史文化的演进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经过诗人的探索，多年摸索产生的，而不是靠理论家先行定制的什么标准。新诗出现还太短，给它定这样那样的标准，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对诗歌的伤害。都按标准去写诗歌，那将是诗歌的末日。如果实在想要个标准，那就让评论家们去定吧，但他们的标准与我们的写作无关，作为诗写者，完全可以不屑一顾，我们只消写自己的诗。

     作为一名诗歌的写作、编辑和翻译者，虽然每天主动或被动地都要接触诗歌，但要说出一首优秀的诗歌作品所必备的特点，还是感觉很难。我始终认为，一首诗的优劣更多取决于读者的个人感受。好诗难以定标准，没有人能为诗歌定制一个类似于ISO9001国际质量认证体系那样的标准，而这恰恰成为诗歌的魅力所在。恰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如果我们把它分解成肌肉、神经、嘴角、眼睛、下巴、腺体等等，据说物理学家化学家能分析出其中的物理化学反应，数学家甚至可以用算式表示出来，但是，那就不能成其神秘了。好诗所应具备的特点很多，是语言、技艺、思想、精神的集合，是这些因素达到和谐的完美体现，但往往是说起容易写起难。以下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也可说是对前辈好诗观点的一个归纳），它是我自己在诗歌写作和编选中所努力遵循的，也可以说，是我所追求的目标。
    1．好诗应该有真感情、高境界、美意趣、深哲理。
    2．好诗是用文字记录精神的历险，为自己设置精神的悬崖，把自己打入精神的地狱，或推上精神的峰巅。
    3．优秀的现代诗，并非是在诗中堆砌大量的现代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名称和科技术语，而更多的体现在诗人精神、思想上的高度和超前意识。
    4．要认真把握内心确切要表达的事物，平淡中求真味，在细碎而单调的生活细节里，捕捉人性的光辉。
    5．好诗要有对生命和生存独特地揭示，冷静地呈现，细致地描摹。
    6．好诗应该有优美的语言、柔软的内心和强韧的灵魂。
    7．好诗应该传达出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让承载它的白纸也颤抖起来，让读到它的人如同遭遇电击。
    8．好诗让灵魂获得自由的空间，成为可以与命运抗衡的工具。

（注：以下一个问答，未刊出，也附录于此）

邹建军：有人说，当代中国诗歌中的女性诗歌写作从总体上说远超男性的诗歌，你认为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这种说法对于男性诗人是不是一种打击？

晴朗李寒：我觉得毫无必要把男性和女性诗人对比着说事儿，正如讨论男人和女人在世界上谁最重要、谁比谁更强一样无聊。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女性与男性在各方面都越来越平等。这使她们更多地投入到社会生活中，思想和精神相对开放，使她们放弃了许多束缚和羁绊，无论从写作题材还是在创作形式上，她们都勇于尝试。女性天生就是诗人。这使她们近些年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表现确实不俗。无论是从诗人数量，还是作品数量、质量来看，其繁荣景象都令人欣喜。但是，如果非要与男性诗歌写作者进行比较的话，仍会发现还有很大的差距。她们的创作有其优点，比如细腻，激情，灵动，内在，隐秘。但在切入社会现实，揭示人性主题等一些重大题材上，仍显得不足，他们更多是关注自身的生活，自我情感，较细碎，易繁复，可这也许正是女性诗歌的优点。她们的写作是对男性诗歌写作的补充，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原载于《中国诗歌》2011年第7期）

邹建军（1963.7~），又名邹岳奇，四川威远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常务副主编，世界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华裔小说、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文学地理学。自1983年以来，在《文艺研究》、《读书》等发表文学批评与研究论文一百多篇，出版《现代诗学》、《现代诗的意象结构》等个人著作六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新诗卷》、《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等学术编著多种。《中国诗歌》副主编。

捻花一笑

晴朗李寒：我的诗歌写作题材主要还是来源于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有时也得益于阅读到的一本好书，或者是某个句子，突然触发的灵感。诗歌的题材在生活中无所不在，只要我们去认真观察，去细心体味。比如：在我单位不远处的十字路口，一位修自行车的老人，平时是忙碌的，但得清闲，他便会从工具箱里拿出自己的萨克斯，十分陶醉地吹上一曲；骑车上班，路过一片田野，一个早起的女人，已经除完了一半的草，坐在田埂上，点燃了一支香烟，静静地望着远方；一个女人在早晨上班的茫茫车流中，后座上驮着一盆栀子花，那上面正结了些白色的花苞；酷热的夏日，坐在书桌边，汗流浃背地翻译着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这时，妻子小芹会端过来一小碗加了冰糖的绿豆汤，冷热适中，让我顿时心中清凉无比；有时，当遭遇了些不顺，或看到社会上的不公，心情不畅，阴沉着面孔回到家，怕影响她们的情绪，就在门口赶紧调整好表情，若无其事一般，但还是会被细心的女儿发现。她盯着我的脸，说：“爸爸，笑一下，我给你讲个笑话吧。”9岁的她，为了哄我这个快40岁的男人高兴，已经给我讲了许多笑话。正是因为有这些默默感动着我的人，人世的那些丑恶和肮脏都可以忽略不计。正是这些生活中平常的细节，成为我写作诗歌的动力和源泉。

写诗，是很私人的事儿。诗人像小作坊中的个体手工业者，但不是标本制作者。我们不应该让事物在我们的笔下变成一具躯壳，像蝴蝶，成为美丽的木乃伊。应该尽量保持事物的鲜活原貌，它们的形状、气息、颜色、味道、纹理、光泽，以至它们的精神，它们的灵魂。让我们的内心与之相响应。我们要自己去观察，去发现，去记录，去找准确的词语，去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得自己让那些跳跃的意象，散落的词语，最后成其为一首诗。亲自感受到劳动的快乐，那不可言传的愉悦。



邹建军：您作品中的女性意象是来自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身边还是文学阅读？女性与您的诗歌写作有何必然的联系吗？

晴朗李寒：我生于70年代初的华北冀中农村，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父亲上过高小，算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他付与了我生命，遗传给我血缘中最顽固最稳定的个性。但因为他过早地离世，使我没有来得及从他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说到我的文学启蒙者，恰恰是我的大字不识的母亲。她像众多的普通家庭妇女一样，家境的困顿和众多孩子的成长使她心力交瘁，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每一个孩子的关爱。我是他们最小的儿子——老生子，他们把更多的关爱和呵护给了我。她没有文化，但却时常会引用一些“名言警句”——那些从老辈子传下来的谚语，比如：“吃锅头（窝头）饭别说过头话”，“年轻受贫不算贫，老了受贫贫死人”，等等，她用这些话教育我们，怎样为人，怎样做事。最后，每每说完，她都要再加上一句：“这都是上了名讲的！”

回首年幼时光，留下最深印象的似乎多是茫茫的寒冷冬夜，母亲坐在油灯下，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给我讲笑话，“泼闷儿”（猜谜语）。而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歌谣。在我咿呀学语的时候，它们就在我的耳边经常响起，至今记忆犹新，这也算是对我文学的最早启蒙吧。母亲哺育我长大成人，她秉承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许多美德。我写过不少给母亲的诗作。许多作品中与女性有关的形象，都有母亲的影子。

每一位青年都是诗人。青春期的萌动，对自己暗恋女子的思慕，使我写下了最初的诗行。到后来，遇到相知相伴的妻子，生下可爱的女儿，她们都成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她们缓解了我与这个世界和社会的紧张关系，让我感到家庭的温暖，给我信心，让我能够重新获取前进的力量。他们为我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我出版的一本小诗集《空寂·欢爱》，其中收入的大多作品都是与她们有关的。女性将是我永远关注并写作的主题。





邹建军：您在诗歌在形式上有什么样的追求？您认为诗歌与其他文体是不是存在本质的区别？

晴朗李寒：诗歌的形式最终是要服从于内容的。这些年来，我们太在意从诗歌的形式上下功夫了。有些人的“诗歌”不再分行，有些人分行过于随意（甚至一字一行！甚至一行近百字!），有些人把一首诗排成各种形状，这些均可视为末流的、黔驴技穷的表现。我发现俄罗斯年轻诗人中，采用整齐的句式、严谨的韵脚者，仍大有人在。再往前推，白银时代的一些著名诗人，也是采用这样传统的形式，照样写出了许多伟大的现代主义的诗歌作品。而如今中国的现代诗，好像只稍稍从形式上打破了些陈规陋习，而最主要的，骨子里仍残存着遗老遗少的那些东西。

诗歌与其他文体肯定有区别，看似越来越小，但相信它永远不会被其他文体所替代，一些它独有的特质不会消失。诗歌的语言应该高度凝炼，语句间应该有内在的韵律和节奏。诗歌与人的距离最短，能用最少的文字让读者产生共鸣。它所揭示的更多是人的内心世界，真抵人性深处，应该对人类情感与精神实质有所新发现。它是文学中的先锋，引导着文学的方向。它应该是其他文体提纯后的更精粹的产物。



邹建军：您认为最近十年的中国诗人在评价自我作品上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您认为诗人最可宝贵的品质是什么？

晴朗李寒：因为中国现代诗发展的历史不长，尽管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甚至被认为中国诗歌始终走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前列，但它还是存在诸多缺点和不足的，而诗人在自我评价上不宜过于妄自尊大，也不应该过于悲观失望。粗略回想一下，发现近些年的诗歌作品中仍存在以下一些弊端：1、女性化。滥情，阴柔有余，阳刚不足；2、闪电化。灵光片羽，瞬间一亮，不留印象；3、模式化。流水作业，产量大，无限复制；4、庸俗化。突破底线，乱丢垃圾；5、复古化。生吞活剥，造词摘句，陈腐僵尸；6、神经化。胡言乱语，絮絮叨叨，不知所云；7、政治化。大灾庆典，主流节日，歌功颂德，作鬼幸福；8、没文化。没有门槛，谁都能写，浅陋粗俗，随意，放肆；9、洋人化。照猫画虎，生搬硬套，洋腔洋调，不顾国情……

诗人最可宝贵的是应该能够独立、保持个性，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品的不足，能够远离诗坛的喧嚣，忍受寂寞，始终不懈地坚持在诗歌语言上的探索和自身境界的提高。



邹建军：您认为评价自由体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标准有什么不一样？您认为好诗的标准由哪些方面所构成？对于诗歌作品的评价需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晴朗李寒：中国的新诗走向成熟，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不是我们想推进就推进，想提高就提高的，那些会议，那些活动，都与写诗无关。在漫长的进程中，诗歌将随着时间而进行自我淘洗，自我删节，自我更新。我们每个诗人，都只是绵延不绝的文字车间中的一名小工，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潜心细致地完成自己命定的工序，最后交给时间——这位严谨而又残酷的定货人。我要说写诗与诗歌标准无关，肯定有人骂我。我们为什么总是急于给新诗定标准呢？它毕竟不是竞技体育的一个比赛项目。诗的优劣要用“心”感受。我们不可能用一个框框去套它。把一首诗拆解成N个动作？给每个动作命名、评分？你认为再怎么拙劣的诗，都可能有它一见钟情的读者。也许我孤陋寡闻，至今从未听说过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为诗定标准。中国古代诗歌，所谓的诗词歌赋，都是在历史文化的演进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经过诗人的探索，多年摸索产生的，而不是靠理论家先行定制的什么标准。新诗出现还太短，给它定这样那样的标准，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对诗歌的伤害。都按标准去写诗歌，那将是诗歌的末日。如果实在想要个标准，那就让评论家们去定吧，但他们的标准与我们的写作无关，作为诗写者，完全可以不屑一顾，我们只消写自己的诗。

     作为一名诗歌的写作、编辑和翻译者，虽然每天主动或被动地都要接触诗歌，但要说出一首优秀的诗歌作品所必备的特点，还是感觉很难。我始终认为，一首诗的优劣更多取决于读者的个人感受。好诗难以定标准，没有人能为诗歌定制一个类似于ISO9001国际质量认证体系那样的标准，而这恰恰成为诗歌的魅力所在。恰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如果我们把它分解成肌肉、神经、嘴角、眼睛、下巴、腺体等等，据说物理学家化学家能分析出其中的物理化学反应，数学家甚至可以用算式表示出来，但是，那就不能成其神秘了。好诗所应具备的特点很多，是语言、技艺、思想、精神的集合，是这些因素达到和谐的完美体现，但往往是说起容易写起难。以下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也可说是对前辈好诗观点的一个归纳），它是我自己在诗歌写作和编选中所努力遵循的，也可以说，是我所追求的目标。
    1．好诗应该有真感情、高境界、美意趣、深哲理。
    2．好诗是用文字记录精神的历险，为自己设置精神的悬崖，把自己打入精神的地狱，或推上精神的峰巅。
    3．优秀的现代诗，并非是在诗中堆砌大量的现代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名称和科技术语，而更多的体现在诗人精神、思想上的高度和超前意识。
    4．要认真把握内心确切要表达的事物，平淡中求真味，在细碎而单调的生活细节里，捕捉人性的光辉。
    5．好诗要有对生命和生存独特地揭示，冷静地呈现，细致地描摹。
    6．好诗应该有优美的语言、柔软的内心和强韧的灵魂。
    7．好诗应该传达出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让承载它的白纸也颤抖起来，让读到它的人如同遭遇电击。
    8．好诗让灵魂获得自由的空间，成为可以与命运抗衡的工具。

（注：以下一个问答，未刊出，也附录于此）

邹建军：有人说，当代中国诗歌中的女性诗歌写作从总体上说远超男性的诗歌，你认为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这种说法对于男性诗人是不是一种打击？

晴朗李寒：我觉得毫无必要把男性和女性诗人对比着说事儿，正如讨论男人和女人在世界上谁最重要、谁比谁更强一样无聊。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女性与男性在各方面都越来越平等。这使她们更多地投入到社会生活中，思想和精神相对开放，使她们放弃了许多束缚和羁绊，无论从写作题材还是在创作形式上，她们都勇于尝试。女性天生就是诗人。这使她们近些年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表现确实不俗。无论是从诗人数量，还是作品数量、质量来看，其繁荣景象都令人欣喜。但是，如果非要与男性诗歌写作者进行比较的话，仍会发现还有很大的差距。她们的创作有其优点，比如细腻，激情，灵动，内在，隐秘。但在切入社会现实，揭示人性主题等一些重大题材上，仍显得不足，他们更多是关注自身的生活，自我情感，较细碎，易繁复，可这也许正是女性诗歌的优点。她们的写作是对男性诗歌写作的补充，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原载于《中国诗歌》2011年第7期）

邹建军（1963.7~），又名邹岳奇，四川威远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常务副主编，世界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华裔小说、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文学地理学。自1983年以来，在《文艺研究》、《读书》等发表文学批评与研究论文一百多篇，出版《现代诗学》、《现代诗的意象结构》等个人著作六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新诗卷》、《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等学术编著多种。《中国诗歌》副主编。

溪边芳草

1．好诗应该有真感情、高境界、美意趣、深哲理。
    2．好诗是用文字记录精神的历险，为自己设置精神的悬崖，把自己打入精神的地狱，或推上精神的峰巅。
    3．优秀的现代诗，并非是在诗中堆砌大量的现代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名称和科技术语，而更多的体现在诗人精神、思想上的高度和超前意识。
    4．要认真把握内心确切要表达的事物，平淡中求真味，在细碎而单调的生活细节里，捕捉人性的光辉。
    5．好诗要有对生命和生存独特地揭示，冷静地呈现，细致地描摹。
    6．好诗应该有优美的语言、柔软的内心和强韧的灵魂。
    7．好诗应该传达出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让承载它的白纸也颤抖起来，让读到它的人如同遭遇电击。
    8．好诗让灵魂获得自由的空间，成为可以与命运抗衡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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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边芳草

必须先有很优秀的诗作才可以成为真正优秀的诗人，那些靠人为的炒作或者是靠某种势力成名的人终究经不住时光的荡涤的。问好

隽土

真

逝水微澜

[b] [url=http://dbssk.5d6d.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77627&ptid=7983]7#[/url] [i]隽土[/i] [/b]


都具有虔诚的信仰，怀有“弥赛亚”精神，悲天悯人，把自己看成是时代的先行者，唤醒世人于麻木状态的先知，拯救世人于苦难的圣徒。他们执着地追求精神的高度独立，反抗专制统治，不妥协，拒绝遗忘，并为此不惜牺牲肉体的自由，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可能正是我们的诗人所欠缺的，故而在诗歌中就难免平庸、苍白、无力。小情小调不怕，但也应该有一定的人性高度。我在选择译介俄罗斯诗人的时候，通常以此作为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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