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七律（新韵）历代著名帝王师

其一、伊尹
奴隶胸怀治世经，汤尊宰相意虔诚。
四乘銮驾皮帛满，三聘高台仪礼隆。
两探夏桀休纳贡，一击伊洛立奇功。
放逐太甲桐宫里，痛改昏庸成大宗。
其二、姜子牙
胸怀天下待明君，渭水之滨垂钓人。
恨晚与王剖世事，触膝同撵道经纶。
师盟牧野旗遮日，尘掩朝歌纣焚身。
大智奇功民景仰，千秋演绎竟成神。
其三、诸葛亮
久处茅庐储大志，闲耕陇亩蓄经纶。
夜披飞雪皇叔请，谋取荆州天下分。
虽建奇功敌众属，却扶阿斗尽忠心。
中华智慧多奇葩，独把诸葛作化身。
其四、张良
虔诚圯上受真传，从此经纶满腹间。
刘季逢凶无举措，子房谋划似消闲。
东齐授印军心稳，雍齿封侯社稷安。
名就功成思范蠡，急流勇退效前贤。
其五、方孝孺
文臣之首宋濂生，直效鸿鹄志太平。
知遇建文思厚报，力削割据尽精忠。
难敌朱棣多良将，无奈南京少拒兵。
不吝十族抛热血，读书种子亦英雄。
其六、张居正
鞠躬尽瘁辅神宗，外患内忧独自撑。
远效商鞅革弊制，近承高拱铸中兴。
深知汉帝良弓弃，无惧今夕走狗烹。
荣辱听凭青史议，是非任意后人评。
其七、陈廷敬
智睿学深文笔精，品正律己尽端行。
启迪圣主蒙恩赐，严惩贪官获盛名。
沥血诗说扬儒道，呕心字典列头功。
练达公瑾余游刃，审势度时得善终。
其八、翁同龢
少小勤习秉性聪，长成摘取状元名。
学通汉宋沉浮史，文效桐城清雅风。
深阙解析千古事，幼皇感悟帝王经。
一朝传递洋文化，惹怒佛爷获罪行。

参考资料：
1、帝王师：就是古代帝王的老师。中国古代帝王在年少尚未亲政或为太子之时，皇家都会聘请德高望重、博学多才之人作为老师，对其进行启蒙教育，使其掌握世事之理、治理之道和统御之术。帝王师不仅地位特殊显赫，更重要的是荣耀无比，所以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的文人以此为最高理想，无不为能当上帝王师而感到无尚自豪。史上每位新君登基，都要到孔庙祭拜一番，虽是做秀却颇具效果，最显著的就是增加了王室对文人的亲和力，于是便很少有文人能摆脱“帝王师”情结。但是，伴君如伴虎，并不是每个了此情结的文人都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像程颐、杨博、张居正、翁同龢等，要么活着的时候被罢官归里，要么死后被挖坟掘墓，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2、伊尹，今山东曹县人，商初大臣。相传伊尹约前1630～前1550年，躬耕于莘、卒于亳（山东曹县南），年81岁。伊尹是：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元圣（第一个圣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贤能相国、帝王的老师、中华厨祖。伊尹自幼聪明颖慧，勤学上进，虽耕于有莘国之野，但却乐尧舜之道；既掌握了烹调技术，又深懂治国之道；既作奴隶主贵族的厨师，又作贵族子弟的“师仆”。由于他研究三皇五帝和大禹王等英明君王的施政之道而远近闻名，以致于使求贤若渴的商汤王三番五次以玉、帛、马、皮为礼前往有莘国去聘请他。在今嵩县空桑涧西南，有个平兀如几的小山，就是世传商汤聘请伊尹的三聘台，而在城南沙沟龙头村的“元圣祠”右厢房则专修有三聘台以供后人凭吊。《孟子》说：“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可见伊尹又是中国第一个帝王之师。伊尹教给商汤一些什么知识呢？《孟子.万章》篇说伊尹“以尧舜之道要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其实就是教给商汤谋划灭夏的方略和治国驭民之道。伊尹首先返回伊洛流域和夏桀王遗弃于洛河流域的元妃妺喜相交，通过妺喜了解到夏桀王内部的许多重要情报。为了测试九夷之师对夏桀王的态度，伊尹劝说商汤，决定停止对夏桀王的贡纳。结果夏桀大怒，“起九夷之师”攻汤。伊尹看到九夷之师还听夏桀的指挥，就献计商汤暂时恢复对夏王朝的贡纳，同时积极准备攻夏。大约在公元前1601年，伊尹决定再次停止对夏王的贡纳，夏桀王虽再次起兵，但“九夷之师不起”，在政治和军事上完全陷人孤立无援的困境。伊尹看到灭夏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协助商汤立即下令伐夏。夏桀战败南逃，汤在灭掉夏王朝的三个属国后，挥师西进，很快攻占了夏王朝的心腹地区——伊洛流域的斟寻阝，并进而定都西亳，夏朝灭亡，商朝建立。商汤死后，伊尹历经外丙、仲壬，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传说，太甲不遵守商汤的大政方针，为了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安置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成汤墓葬之地桐官，并著《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讲述如何为政，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何继承成汤的法度等问题。在伊尹创设的特定教育环境中，太甲守桐宫三年，追思成汤的功业自怨自艾，深刻反省，“处仁迁义”，学习伊尹的训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过错，悔过反善。当太甲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后，伊尹便适时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并将王权交给他，自己仍继续当太甲的辅佐。在伊尹的耐心教育下，太甲复位后“勤政修德”，继承成汤之政，果然有了良好的表现。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史记》称“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3、姜子牙：姜太公，即吕尚（史称太公望；史书皆称吕尚、吕望；俗称姜太公、姜子牙），为炎帝之后本为姜姓，因其先祖伯夷为尧帝四岳，在舜帝时为秩宗，典朕三礼，佐大禹平水土功劳很大，为禹帝的股肱重臣，受封为吕侯，封地为吕国，为吕氏始祖，后世从其封姓（根据先秦及之前胙土命氏男子称氏的规定），故曰吕尚。至姜尚时已家道中落，沦为贫民，为维持生计，姜尚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宰牛卖肉，又到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做过卖酒生意。他虽贫寒，但胸怀大志，勤苦学习，始终不倦地研究、探讨治国兴邦之道，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直到暮年，终于遇到了施展才华之机。姜尚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便毅然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磻溪，终日以垂钓为事，以静观世态的变化，待机出山。一天，姜尚在磻溪垂钓时，恰遇到此游猎的西伯姬昌，二人不期而遇，谈得十分投机。姬昌见姜尚学识渊博，通晓历史和时势，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的良策，姜尚当即提出了“三常”之说：“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意思是，要治国兴邦，必须以贤为本，重视发掘、使用人才。姬昌听后甚喜，说道：“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我太公望子(盼望先生)久矣！”于是，姬昌亲自把姜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拜为太师，称“太公望”。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武王十一年,殷商王朝统治集团核心发生内讧，良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投降周武王。武王问姜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是否可伐?”姜尚答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宾殃。”武王闻言，决意举兵伐纣。周武王率领大军会合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部队战车四千乘陈师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与纣王的17万大军展开决战(参见牧野之战)。拂晓，进行庄严的誓师——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牧誓”，誓词历数纣王听信宠姬谗言，招诱四方罪人和逃亡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罪行，说明伐纣的目的乃代天行罚，宣布战法和纪律要求，激励战士勇猛果敢作战，武王使尚父亲统百名精锐勇土“致师”——发起挑战，接着指挥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乘势驰逐冲击。纣师虽众，皆无斗志，而且“前徒倒戈”——前面的士卒调转枪头指向商军，给武王开路。武王见此情景，指挥全军奋勇冲杀，结果，商纣王的十几万大军，当天就崩畔瓦解。三妖被姜尚及大周军士斩首示众。纣王见大势已去，在鹿台投火自焚，至此，殷商王朝宣告灭亡，周朝建立。
4、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东晋政权特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早年在南阳隐居，晴耕雨读，常以管仲、乐毅自。后刘备闻其名而三顾茅庐请其辅助，诸葛亮当即与刘备筹划如何夺取天下，于是有了著名的《隆中对》。在《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先取荆州、益州成鼎足之势，继而图取中原的战略构想。在以后与曹操、孙权的各种较量中，都是按照这一战略构想实施的，虽然没有达到谋取天下、统一中国的愿望，但最终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态势。诸葛亮之于刘备建立蜀国的功劳是无人可比的，但更让人赞叹的是他对刘氏父子的忠心。章武二年（222年）八月，刘备在东征夺回荆州的途中被打败，撤退至永安，诸葛亮大叹：“可惜法正故去，否则必能阻止刘备东征之举。”至章武三年（223年）二月，刘备病重，召诸葛亮到永安，与李严一起托付后事，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必定能够安顿国家，终可成就大事。如果嗣子（刘禅）可以辅助，便辅助他；如果他没有才干，你可以自行取度。]”诸葛亮涕泣地说：“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刘备又要刘禅视诸葛亮为父。延至四月，刘备逝世，刘禅继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开设官府办公。不久，再领益州牧，政事上的大小事务，刘禅都依赖于诸葛亮，由诸葛亮决定。
5、张良：张良（约公元前250—前186年），字子房，汉族，传为汉初城父人，今亳州市城父镇（一说河南宝丰）。汉高祖刘邦的谋臣，秦末汉初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汉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之一。以出色的智谋，协助汉高祖刘邦在楚汉之争中最终夺得天下。在楚汉战争中，刘邦曾被项羽围困在荥阳，韩信却在北路战线上顺利进军，势如破竹。他先是平定了魏、代、赵、燕等地，接着又占据了齐国的故地，欲自立为齐王，使人禀告刘邦求封说：“齐人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南边又与楚相邻，如果不设王，就难以镇抚齐地。望能允许我为假（代理）齐王。” 刘邦一听，不由得怒气上冲，当着使者的面，破口大骂道：“我久困于此，朝夕望他前来助我，想不到他竟要自立为王！”当时，陈平正坐在刘邦的旁边，陈平与张良清醒地认识到，韩信的向背对楚汉战争的胜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况且，韩信远在齐地自立为王，刘邦鞭长莫及，根本无力阻止。于是，陈平连忙在案下轻轻踩了他一脚，刘邦亦精明，反应亦快，立即感悟先前失言，于是改口骂道：“大丈夫既定诸侯，就要做个真王，何必要做假王！”刘邦本来就爱骂人，有此一骂本不足为奇，况且先后衔接自然，天衣无缝，竟然没露出什么破绽。当年二月，刘邦派张良拿着印绶去齐地封韩信为王，并征调韩信的军队击楚。授印齐王，虽然是刘邦对韩信的暂时妥协，但这个顺水人情和权宜之计，居然笼住了韩信，成功地解决了汉内部的权位矛盾，赢得了楚汉天平上关键的一个筹码。对此，东汉苟悦曾有一句极为中肯的评价，他说：“取非其有（指齐地本非刘邦所有）以予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稳住韩信以后，楚汉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刘邦夺取天下后，大封包括张良在内的20多位功臣，其余未被受封的人则议论纷纷，争功不休。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从阁道上看见诸将三三五五地坐在沙土上窃窃私语，就询问张良他们在谈论什么事。张良故意危言耸听地说：“他们在商议谋反！”刘邦大吃一惊，忙问：“天下初定，他们何故又要谋反？”张良答道：“您起自布衣百姓，是利用这些人才争得了天下。现在您做了天子，可是受封的都是您平时喜爱的人，而诛杀的都是平时您所仇怨的人。现在朝中正在统计战功。如果所有的人都分封，天下的土地毕竟有限。这些人怕您不能封赏他们，又怕您追究他们平常的过失，最后会被杀，因此聚在一起商量造反！”刘邦忙问：“那该怎么办？”张良问道；“您平时最恨的，且为群臣共知的人是谁？”刘邦答道：“那就是雍齿了。”张良说：“那您赶紧先封赏雍齿。群臣见雍齿都被封赏了，自然就会安心了。”于是，刘邦摆设酒席，欢宴群臣，并当场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催促丞相、御史们赶快定功行封。群臣见状，皆大欢喜，纷纷议论道：“像雍齿那样的人都能封侯，我们就更不用忧虑了。”张良此举，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循私行赏的弊端，而且轻而易举地缓和了矛盾，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动乱。他这种安一仇而坚众心的权术，也常常为后世政客们如法炮制。张良虽然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举世瞩目的功劳，但他并没有居功自傲，他遭灭家亡国后沦为布衣，而布衣能得封万户、位列诸侯，应该满足。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宿愿基本满足。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惧怕既得利益的复失，更害怕韩信等人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张良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
6、方孝孺：浙江宁海人，明代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福王时追谥文正。方孝孺幼聪慧，6岁能诗，人奇其才。呼为“小韩子”，15岁随父兄北上济宁，励志攻读。及长，承学于宋濂，深受器重。洪武十五年（1382），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起荐方孝孺，应征至京，在奉天门奉旨作《灵芝》、《甘露》二诗，甚合上意。赐宴时，太祖朱元璋有意使人欹斜几具，试其为人，方孝孺正之而后坐。朱喜其举止端庄，学问渊博，有期待日后辅佐子孙之意，厚礼遣回乡。此后十年，居家读书写作，著《周易考次》《宋吏要言》等篇。31岁时，仇家于叔争讼，词连孝孺，官府籍其家，械押至京问罪。朱元璋见孝孺名，特名释放，洪武二十五年，再次受荐，授汉中府学教授，深为蜀献王赏识，聘为世子师。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建文帝）继位，召孝孺入京，任翰林侍讲学士，次年，值文渊阁，尊师以礼，帝读书有疑，即召讲解。凡国家大事，常命孝孺就坐前批答，时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孝孺任副总裁。后调文学博士，奉命与董伦、高逊志等主持京考。方孝孺曾从宋濂学习，他的文章、学问为宋濂诸弟子之冠。但他轻文艺，重教化，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洪武二十五年(1392)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他为世子师。惠帝时任翰林侍讲，颇受信任，凡大政多所咨询，当时《太祖实录》及《类要》等书皆由他总裁。惠帝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发动争夺皇位的战争。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誓师“靖难”，挥军南下京师。在靖难之变中，方孝孺与朱棣是势不两立的。建文帝讨伐燕王的诏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经两次试图以罢兵作为缓兵之计，都被方孝孺识破，并力劝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屡屡未能得逞。方孝孺还多次为建文帝出谋划策，甚至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棣父子。遗憾的是，前方战况不佳。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将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渐推向了绝境。朱元璋为了能让子孙后代永享太平，将久经沙场的元勋宿将几乎斩杀殆尽，现在，上自文弱的建文帝，下至满腹诗书的方孝孺等人，面对来势汹汹的燕王朱棣却都束手无策。朱棣攻破南宁后，欲劝降方孝孺，但其宁死不降，于是朱棣怒杀其十族。就这样，被成为“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在朱棣的屠刀下死于非命。
7、张居正：张居正（1525年－1582年），汉族人，祖籍湖广江陵（今属湖北）。字叔大，少名张白圭，又称张江陵，号太岳，谥号“文忠”。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初年，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但是，到了晚年，张居正心绪十分复杂，尽管他热衷于贪恋权位，而且也希望将自己所开创的新政推行到底，但是，面对已经成年的皇上，他不得不作深长计议，以免“驽力免于中蹶”。他深深知道，宦海险恶，前途莫测，中途翻车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比如他所熟知的前内阁首辅严嵩，倒台之后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也就是后来的学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所说：“严分宜败后，乃子世蕃从粤东之雷州戍所私归，偕其密友罗小华（龙文）游乐于家园，广募壮士，以卫金穴，物情甚骇。其舍人子，更多不法，民不能堪，诉之有司，不敢逮治。袁州推官郑谏臣者，稍为申理，辄罗其诟詈，且有入奏之语。郑乃与上巡江御史林润谋，直以闻之朝，谓世蕃招集劲勇，图不轨，且与龙文日夜诅上。时，世宗方在齐宫祈长年，见疏大怒，直批就著林润拿来京。”伴君如伴虎，张居正知道，这些皇上都是些翻脸不认人的独裁者，严嵩在内阁21年，多少年间一直小心翼翼地侍奉着世宗皇帝；即使说他罪大恶极，那也有世宗的一份。可皇上一但认为此人成了绊脚石，先杀掉他的儿、孙，再把年逾花甲的严嵩放归故里，所以严嵩回家不到两年便郁郁而亡。政坛的凶险到了这一步，他不能不及早自谋退路，希望能保全自己及其家族。张居正于是想神宗“乞休”，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自我保全的策略——如不早日辞去，恐将使王事不终，前功尽弃。
8、陈廷敬：陈廷敬，汉族，清代名臣，入仕五十三年。历任经筵讲官（康熙帝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裁官，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陈廷敬以清廉正直闻名。比如他任左都御史时，官场上行贿受贿、营私舞弊成风。于是，他上书皇帝要求制定严厉的制度，以改变不良风气。他的建议被康熙采纳，责令都察院严惩不法之徒。此举对于治理国家起了积极的作用。他非常重视发现和重用有识之士，经常向康熙皇帝推荐人才，比如有名的王士祯、汪琬、陆陇其、邵嗣尧等人，都是经他力荐而受到朝廷重用的。由于陈廷敬很有才华，在任翰林院学士时，曾和掌院学士喇沙里、侍讲学士张英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表扬他们“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有裨益。”康熙曾特赐予他和喇沙里、张英三人貂皮各五十张，表里绸缎各二匹。王跃文写的《大清相国》中曾这样赞扬他：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时，清廷内不少官员贪污受贿，腐化之风十分严重。陈廷敬深切痛恨。他于二十四年正月向朝廷上疏：“贪廉这两方面，是做一个合格官员的关键。然而奢俭这两者，又是造成贪廉的根由。要使官员清廉，就先要使他们养成节俭的品质。古时候，从衣冠、车马到服饰器用，办理婚丧大事，都要‘贱不得俞贵，小不得加大’。现在由于奢侈之风未除，以至贫穷的人办事节俭反受讥笑，富有的人铺张而无人反对，使得大家竞相奢侈，成为一种风气。于是，贪污求利，触犯法律的事就跟着多起来，而且日趋严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好尚嗜欲之中于人心，犹水失堤防而莫知所止。”康熙帝接到陈廷敬的上疏，表示赞同，指出，今后“务须返朴还淳，格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务实，崇尚书俭至意”。陈廷敬不仅为官有道，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有诸多贡献。他诗宗杜甫，仰慕杜甫之忠君爱国的儒家立场，倡导杜诗的宏声大音、深厚雄壮的风格，编写了《杜律诗话》。大家都知道，《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在中国文化上的一大贡献，而实际主持《康熙字典》编纂的，却是陈廷敬与张玉书，由于张玉书在康熙下令编纂《康熙字典》的第二年去世，《康熙字典》的主编之责实际留在了陈廷敬一人身上。陈廷敬和两个儿子、一个孙子均为进士并入翰林，可以说是父子同朝、兄弟为官。据说《康熙字典》实际是陈廷敬在其子陈壮履的协助下编纂成功的。
9、翁同龢：翁同龢，字叔平，号松禅，别署均斋、瓶笙、松禅、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咸丰六年（1856）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咸丰六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江西。书法遒劲，天骨开张。幼学欧、褚，中年致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晚年沉浸汉隶，为同、光书法家第一。当时的书法家对他的书法造诣之高十分敬佩。同治四年（1865）十月十四日，"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太后谕令翁同龢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实录馆协修徐桐负责教育年仅10岁的同治皇帝。充任帝师，这是朝廷对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赖，翁同龢非常高兴，向两太后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辅导皇上，报答皇恩。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一日，两宫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担任毓庆宫行走，充任刚刚即位、年仅四岁的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接旨后，喜忧并举。喜的是两宫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为帝师。忧的是要将一个年仅仅四岁的孩童塑造成一代圣主，责任重大。他考虑再三，一再推辞，但终未获准，且西太后慈禧温谕再三，要他"尽心竭力，济此艰难"，翁同龢只好勉力从之。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同往常一样仍到毓庆宫书房给光绪帝授课。为满足光绪帝对西学的探求，他还继续不断向光绪帝呈送有关西学的著作，并且常在书房同光绪帝讨论时政。这一切引起了西太后慈禧和帝党官僚的疑忌。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西太后慈禧下令裁撤光绪帝的毓庆宫书房。至此，翁同龢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毓庆宫教授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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