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诗

方子雨

[table=98%][tr][td]关于明诗郭万金
内容提要 错误的文化定位导致了明诗文学生态的不适，作为唐诗盆景的明诗成为文学史中分量最轻的遗产。通过对明诗与明诗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本文指出，作为正统文体的明诗堪为明代思想文化、文人心路之实录，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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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中，所谓的“夷夏之争”竟也如同中华传统文化一般地源远流长，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华文化正是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中逐步成长与成熟的，每一次夷夏文明的撞击总会带来文化的进一步成熟。元帝国的历史虽不足百年，但作为第一次征服全国的异族统治朝代却造就了无以伦比的文明撞击，二百七十余年的明王朝则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全国性政权。如果我们跳出史实的线性叙述，采取一种高度理性思辨与历史站立的姿态，以中国文化发展的宏观角度来俯视这段历史，即可发现，与汉、唐帝国所不同是，明王朝缺乏像秦、隋一样的短暂王朝作为过渡，异族征服的破坏性影响虽不曾中断中国文化的连续发展，但却需要有一个过渡作为消化、整理的阶段，然而历史却不曾给予朱明王朝这样的机会，明王朝本该扮演的是一个像秦、隋一样的过渡角色，但是已然存在了的近两千年的封建文化积淀，在驱逐异族、[b]恢复[/b]正统的心理驱动下，提早成熟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早熟使得明帝国没有成为像秦、隋一样的短暂过渡，尽管有明一代的君王多不成器，但这个帝国仍然延续了近三百年，这当然和成熟的封建制度有着极深的渊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早熟只能是制度层面上的成熟[font=Times New Roman] [/font]①[font=Times New Roman] [/font]，真正文化层面的成熟要等到下一个朝代来完成，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看到的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不是朱明而是满清。制度的成熟与文化的晚熟[font=Times New Roman] [/font]②[font=Times New Roman] [/font]成为明代文化背后的深层矛盾，影响着整个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自然也在其中，诗歌也不例外。

方子雨

一 文化视野下的明诗定位



有明一代，煌煌三百年，清初朱彝尊的《明诗综》收录诗家三千四百余人，清末民初陈田的《明诗纪事》所录诗家已近四千，远逾《全唐诗》的二千三百余家，工程浩大的《全明诗》至今仍未告罄，明诗的数量恐怕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华夏素有诗国之称，诗歌是传统文学中无可争议的正宗领袖，逐夷复夏的明王朝，理应在诗歌的天地中显示出它的力量，最起码也应该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事实却非如此。鲁迅先生言:“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钱钟书先生亦称:“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不幸。” ③ 其实，唐诗何止是宋人的不幸，更是元、明、清诗的不幸，而不幸的宋诗又成为元、明、清诗的不幸。闻一多先生说:“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诗已经是强弩之末……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无非重新证实一遍挣扎的徒劳与无益而已。”中国古典诗歌成于唐，备于宋，结于清，元、明两代身处完备与总结间的过渡阶段，欲创新而不能，思集成而不足，实是尴尬。故而，在中国诗史中，元明两代之诗是最缺乏独立品格的，经常扮演着各代诗歌的陪衬和比较角色。钱钟书先生在给宋诗定位时，便曾将它们拿来作陪，“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 ④ 在“夸奖”而不“夸张、夸大”的冷静中，通过一个举重若轻的“也”字，钱先生厘定了宋，清，元，明的诗史座次，而这一公允的慧眼识度亦裁定了明诗（包括元诗）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自林传甲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至今，我国的各类文学史已逾千部，绝大多数文学史给明诗的定位亦与钱钟书先生的论断大致相类。文学史不曾赋予明人太多评价自己诗歌的权力，尽管他们不十分把宋、元诗歌放在眼里，温和的说法如“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反得其下耳”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 ;激烈者则直斥宋代无诗，陈子龙即言，“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言理而不言情。终宋之世无诗” （《王介人诗余序》） 。但明人却没有宋人挑战唐诗的勇气与实力，他们所拥有的只是继承唐诗传统的热情与执着，“从高?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 ‘诗必盛唐’的旗号。……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⑤ 由对宋元的反拨而皈依李唐，“复古”的明人似乎根本没有超越唐诗的念头，他们的心性情感多在于政治文化的全面复归，却不在艺术审美细节的超越。终明之世，对明诗评价最高的恐怕算是胡应麟了。“自三百篇以迄于今，诗歌之道，无虑三变: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又再盛于明。典午创变，至于梁、陈极矣，唐人出而声律大宏，大历积衰，至于元、宋极矣，明风启而制作大备” （《诗薮·续编》） 。胡氏所言的“明风启而制作大备”甚是含糊，但将明与汉、唐并列，已然透露出其对明诗文化角色的思考和认可。明人所重视的是文化复古的大节，却非诗艺突破之小技的钻营，胡应麟所言的“诗歌之道”当然不只限于明人论辨不休的格调声色。有明一代，史学最盛，明人最爱撰史，复古心态在思想层面的最大体现通常便是历史意识，然而，在明儒董谷、刘仕义、谢铎、陆容、陈继儒等乐道的本朝超越前代之胜事中，其着眼处全为内宫、外戚、兵权、刑罚、铨选、朋党、官妓等 ⑥ ，他们所论的是否果真为“胜事”姑且不论，但诗歌不在其中却是确凿的。不难看出，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并非明人的主流诉求，更不是明人历史意识中愿意自我标榜的重点。明人所重视的是整个汉唐制度的恢复，其追求的是那种复汉皈唐的气度规模，就诗歌而言，明诗所看重的实为唐诗之后的盛世气度，而非诗歌的艺术技巧、审美维度。

方子雨

当然，对明诗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清人，誉之者称:“明诗一洗宋元纤腐之习，逼近唐人” （李调元《雨村诗话》） 。“明诗胜金、元，才学识三者皆不逮宋;而弘、正四杰在宋诗亦罕其匹” （郎廷槐《师友诗传录·续录》） 。“明诗实过于宋。季迪惜不永年，倘逞其所至，岂仅及东坡哉?中叶之空同、大复，末季之大樽、松圆，皆宋人所未有” （李慈铭《越缦堂诗话》） 。毁之者则斥其为“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褒贬的差异，但清人的品评仍然显示出相当的理性，钱谦益称明诗“学唐诗，摹其色象，按其音节，庶几似之矣。其所以不及唐人者，正以其摹仿形似，而不知由悟以入也” （《列朝诗集小传》）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称:“明人弊病，喜学唐人状貌，苟能遗形得神，便足垂世”。学唐状貌是明诗的最大特点，论者自然要以唐诗为规矩，清人的赞毁亦交会于此，就诗歌技巧言，专力模仿的明诗自然逼近，就诗歌创新言，不见性格的明诗诚为赝古。钱谦益的“悟入”、李重华的“得神”所指出的正是明诗要害，所谓色象音节的形似必须要有神似的元气注入，倾心于政治文化复归的明人是很难探及诗歌背后所蕴藏的这种天地之元气的。以诗存史的钱谦益堪为明诗殿军，作为明诗的终结者与总结者，钱氏喟然叹曰:“征兆在性情，在学问，而其根柢则在乎天地世运，阴阳剥复之微。微乎微乎，斯可与言诗已矣” （《胡致果诗序》） 。“微乎”的字里行间中饱含了意味深长的无限感慨，而此时的明诗却已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除了纵向的诗歌发展思维外，“一代有一代文学”的文学史观所体现的则是文学史对明诗的横向思考。明人曹安言:“汉文，唐诗，宋性理，元词曲” （《谰言长语》卷上） ，郎瑛标举“唐诗，晋字，汉文章” （《七修类稿》卷二十六） 。陈眉公称:“先秦两汉诗文具备，晋人清谈书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诗小说，宋人诗余，元人画与南北杂剧” （《太平清话》卷一） 。叶子奇称:“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 学。元之可传，独北乐府耳” （《草木子》卷四上） 。明人的此类论述相当多，于此不难看出，明人身上有一种对传统文化梳理的精神，尽管他们的思考还不十分成熟，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幼稚，但这实在是明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总结的趋向。“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关于气数”（《至正直记》卷三）。那么事关气数的明代绝艺又是什么呢?



明人卓人月称:“夫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铰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 ⑦ 。清人尤侗《艮斋杂说》卷三称:“或谓楚骚、汉赋、晋字、唐诗、宋词、元曲，此后又何加焉。余笑曰:只有明朝烂时文耳”。焦循在其《雕菰集》亦将明之时文与宋词、元曲比列。记载中的调侃语气并不能消解明人在文化梳理中的尴尬。李伯华《种麓闲居集》卷五《改定元贤传奇序》云:“南宫刘进士濂尝知杞县事，课士策题，问:汉文、唐诗、宋理学、元词曲，不知以何者名吾明”。在明人的眼里，文学并非本朝的“胜事”，不过是其视域边缘的余事，是他们在仕途宦进，出佛入道之后的娱情悦性。文学的边缘化刺激了新文体的发展，小说、戏曲迅速兴起，实堪为有明一代的“绝艺”。但复古的明人却羞于将这一脱离于正统诗歌体裁的新文体抬出，卓人月拈出的吴歌亦是娱情的通俗文学，置于诗词曲的谱系中同样是底气不足，更重要的是，这些都只是部分明人的判断取向，很难获得明人所共同的价值认可，于是，“欲创新而不能，思集成而不足”的明人再也拿不出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作为诗词传统下的一代“绝艺”。

方子雨

尽管明人曾经嚷出“我辈不可无一日无诗”的口号，尽管《明诗纪事》中有三千四百余位诗人，而其中也不乏相当出色的诗人，但他们却不肯将诗歌当作自己的自豪。需要指出的是，和历代文人一样，明人对诗歌没有丝毫的轻视，李东阳称:“夫诗者，人之志兴存焉。故观俗之美者与人之贤者，必于诗”。陈子龙言:“诗由人心生也，发于哀乐而止于礼义……作者不可不慎”。作为士人的身份象征和行为规则，诗歌仍然毫无争议的占据着传统文士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且朱明光复汉唐旧制，就其恢复正统的热情、气势、规模而言，实非宋、元可相比拟。就表面来看，明诗似乎也具备了迈向高峰的一些基本要素，庞大的创作队伍，高涨的创作热情，优良的创作环境等等，但是明诗最终却未能重造唐诗的辉煌，甚至连他们极为瞧不起的宋诗也不能逾越，就连全面总结的任务也是由清人来完成的。



明诗陷入这一尴尬处境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文化角色的错误定位，而造成这一错误的正是明代文化的深层矛盾——成熟制度与晚熟文化之间的巨大裂痕。与汉唐的一统不同，明王朝是从统治已近百年的元帝国手中取得政权的，修复战乱所带来的民生凋敝、重建政府在社会中的权威、消化这百年的文明冲击，是明人在物质、制度、文化层次所亟需解决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明代社会特有的恢复心理。休养生息、重振朝纲几乎是每一个新兴王朝的必修课，但除了所谓的“中兴”外，新兴王朝是很少产生恢复心理的，明人的这一心理实与百年来的异族统治有极深的渊源，“九儒十丐”的传言或不可信，但科举的时断时续实际上已经中止了士子的仕途，加之民分四等的歧视政策，统治者对传统礼仪的任意践踏，制度的嬗变给民族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压迫下的民族自然会萌生恢复的心理，随着元帝国统治的结束，恢复心理顿时在社会中蔓延开来。需要指出的是，元代的异族入主已经在传统中埋下了



通俗化的潜流，文学已经开始走向了戏曲、 小说的挥洒自由、生动活泼，新的审美价值已经开始形成、蔓延。明诗之复古实社会文化之心理归依在文学上的折射，其社会文化意义要远大于文学审美意义。积贫积弱的宋帝国始终未能完成全国性的大一统，并在自己的手中将汉人江山拱手让出，实在不是恢复的榜样，李唐帝国所创造的盛世辉煌最可作为汉人的自豪。“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历来是中国诗学的重要思路，与大唐盛世相伴的唐诗自然成为明诗的楷模，而宋诗当然成为明人贬抑的对象，超越宋诗以传承唐诗成为明人对自己诗歌的定位。明人李维桢即自豪地声称:“后唐而诗，衰莫如宋，有出于中晚之下;后唐而诗，盛莫如明，无加于初盛之上”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一） 。



然而，唐诗并非单单由格律、声调、法式堆砌而成，而是融会了唐代社会思潮、时代精神，士人风格、国家气象、学术取向等文化特质的有机统一体。随着唐王朝的衰落与覆灭，唐诗的文学生态已经不再存在，对于一种缺乏生态的文学来说，即便可以生存，也不过是失去生命光泽的盆景而已。光复汉制的明王朝虽然与唐帝国在表面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万里长城下的明王朝毕竟不同于丝绸之路上的汉唐盛世，他们在文化精神与社会风尚诸多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而这些正是唐诗文学生态的重要构成部分，文化定位的错误导致了文学生态的不适，明诗自然不幸的成为了唐诗的盆景。

方子雨

其实，明代并非传统的中兴时代，而是封建社会走向成熟进而终结的时代，它并不具有盛唐时期的勃勃生机，反倒有着赵宋王朝的精致深沉，这一点从宋、明时期的理学兴盛即可看出。然而饱含光复激情的明人却把自己当成了中兴之邦，力图在制度与文化两大层面上重现辉煌，作为文化正统的诗歌自然要以唐诗为楷模了。这种光复的激情迅速在全社会范围中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古浪潮，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明王朝迅速恢复了传统的汉人制度，并不断将其完善，促进了封建制度的成熟。但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成熟却不能靠浪潮下的制度恢复来实现，经历夷夏文明撞击后的传统文化必定要消化吸收文化中的异质成分，才能走向成熟，而沉浸在光复激情下的明人却忽略了这一点，但激情不能笼盖整个时代，因文明撞击而产生的异质必须融入文化，受到接纳，文化才能成熟，所以，在晚明，新的思潮突破了复古的笼罩，其表现于哲学的是心学大盛，表现于文学的则是性灵高张。形成这种新思潮的因素很多，但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带来的文明撞击而造成的文化异质则是深藏在众多因素背后的根本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晚明思潮的兴起正是成熟制度与晚熟文化之间的矛盾激化，随着晚明思潮的消歇，传统文化进入了它最后的成熟期，而这时已然是爱新觉罗氏的清王朝了。身处如此背景下的明诗，既不可能延续唐诗的辉煌，中兴的定位亦使得它无力完成文化集成的重任，在并不适宜的文学生态下成长，明诗的文学成就可想而知了。



“夫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三者相值，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焰发焉” （钱谦益《题杜苍略自评诗文》） 。作为对明诗最有发言权的学者，钱氏诗学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明诗的反思之上的，这段耐人寻味的话同样蕴含着其诗以存史的深意。在光复与重整的主潮冲击下，明诗的灵心、世运、学问在起始之际就发生了位移，复古思潮虽然涵盖了明诗从形式内容到精神趋向的大部分内容，而异质成分却不断要求着文化重整，复古潮流下始终有纵情的暗流，理学统治中蕴含着心学的反动，光复与重整间有着相当的裂痕



——成熟制度下的晚熟文化，正是这一裂痕 使得明诗之灵心、世运、学问彼此失衡，难以有炫目的光焰，这三者虽然失衡，却未缺席，明诗之焰自不及唐诗夺目，但它仍然是有明一代之灵心、世运、学问的见证与记录，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明代文化史，而这不可或缺的文化意义显然要比一般的诗歌审美意义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方子雨

二 明诗文学生态的考察



“诗者，天地之心也”，“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在古人眼里，言志达情的诗歌并非竹帛绢纸上所镌刻书写的方块字，乃是一种在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下的鲜活生命，它饱含着惊神泣鬼的至性真情，承载着兼济独善的人文关怀，浸润着超脱飘逸的释道智慧，担负着沟通天地的朝圣使命。从本质上讲，中国诗学实际上是一种生命诗学，无论是它对诗歌本质的生命体认，还是弥漫于其中的“生命术语”，都说明了这一点。诗歌的生命本质要求有适宜自己生长的生态环境，如同其他的有机体一样，当环境变得不适，生态遭到破坏时，生命便开始渐渐枯萎，乃至死亡。错误的文化定位使得明诗沦为唐诗的盆景，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唐诗生命对明诗文学生态的极端不适应，那么，明诗究竟生存于一个什么样的文学生态呢?



1.朝廷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有限推扬与鼓励



在封建体制下，以君王为核心的朝廷文化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官方意识形态对社会风尚有着莫大的引导作用，“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行下效，君王的好尚是封建时代最有力的指挥棒，“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朱元璋废相置阁，明代帝王独揽大权于一身，成为朝廷文化的绝对核心，而其个人的好恶自然也成为凌驾一切的官方意识。可惜的是，有明一代虽然标榜复汉归唐，但最高统治者于诗歌的推扬鼓励实在有限。除蒙元外，明代君王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乏文采的帝王群体了，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载，在明代的十六位皇帝中，能诗者不过太祖（5卷）、仁宗（2卷）、宣宗（6卷）、英宗（诗文1卷）、宪宗（4卷）、世宗（诗赋7卷）、神宗（诗文1卷）八人而已，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虽多建文帝1卷，武宗12首，却无英宗、宪宗，姑且不论历来帝王诗文数量中含有的大量水分，单是这十位君王所留下的诸体混杂也不足三十卷的分量已经说明了明代帝王们的文采如何了，亦可见他们对诗歌有多少兴趣了。胡云翼先生曾将“君主的提倡”列为“宋诗的发达”首要原因，并指出:“历代文学发达，与君主的提倡都是有很深的关系。如汉赋、唐诗都是受了政治的特别提携，才得格外发展。宋代虽不是诗的时期，然那些帝王都有些诗癖，竭力奖励提倡于上，一般文人为了升官发财起见，自然风靡于下”。明代的帝王却没有这样的嗜好，朱元璋推许宋濂为“开国文臣之首”的重要原因是“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莱”;誉陶安为:“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则是因为赏识陶安的谋略。鲁迅先生讲文艺是“有闲阶级”的专利，朱元璋是明代帝王中最勤政的一个，但他的诗歌数量却是第二多的，可见，在其身后的“有闲子孙”实在对诗歌没有太大的兴趣。永乐至天顺间，“台阁体”主盟文坛，甚多应制颂圣之作，故此期诸帝的诗作要略多些，但面对百官高涨的诗歌热情，我们同样没有看到明代帝王对诗 歌的特别兴趣。

方子雨

二 明诗文学生态的考察



“诗者，天地之心也”，“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在古人眼里，言志达情的诗歌并非竹帛绢纸上所镌刻书写的方块字，乃是一种在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下的鲜活生命，它饱含着惊神泣鬼的至性真情，承载着兼济独善的人文关怀，浸润着超脱飘逸的释道智慧，担负着沟通天地的朝圣使命。从本质上讲，中国诗学实际上是一种生命诗学，无论是它对诗歌本质的生命体认，还是弥漫于其中的“生命术语”，都说明了这一点。诗歌的生命本质要求有适宜自己生长的生态环境，如同其他的有机体一样，当环境变得不适，生态遭到破坏时，生命便开始渐渐枯萎，乃至死亡。错误的文化定位使得明诗沦为唐诗的盆景，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唐诗生命对明诗文学生态的极端不适应，那么，明诗究竟生存于一个什么样的文学生态呢?



1.朝廷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有限推扬与鼓励



在封建体制下，以君王为核心的朝廷文化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官方意识形态对社会风尚有着莫大的引导作用，“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行下效，君王的好尚是封建时代最有力的指挥棒，“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朱元璋废相置阁，明代帝王独揽大权于一身，成为朝廷文化的绝对核心，而其个人的好恶自然也成为凌驾一切的官方意识。可惜的是，有明一代虽然标榜复汉归唐，但最高统治者于诗歌的推扬鼓励实在有限。除蒙元外，明代君王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乏文采的帝王群体了，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载，在明代的十六位皇帝中，能诗者不过太祖（5卷）、仁宗（2卷）、宣宗（6卷）、英宗（诗文1卷）、宪宗（4卷）、世宗（诗赋7卷）、神宗（诗文1卷）八人而已，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虽多建文帝1卷，武宗12首，却无英宗、宪宗，姑且不论历来帝王诗文数量中含有的大量水分，单是这十位君王所留下的诸体混杂也不足三十卷的分量已经说明了明代帝王们的文采如何了，亦可见他们对诗歌有多少兴趣了。胡云翼先生曾将“君主的提倡”列为“宋诗的发达”首要原因，并指出:“历代文学发达，与君主的提倡都是有很深的关系。如汉赋、唐诗都是受了政治的特别提携，才得格外发展。宋代虽不是诗的时期，然那些帝王都有些诗癖，竭力奖励提倡于上，一般文人为了升官发财起见，自然风靡于下”。明代的帝王却没有这样的嗜好，朱元璋推许宋濂为“开国文臣之首”的重要原因是“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莱”;誉陶安为:“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则是因为赏识陶安的谋略。鲁迅先生讲文艺是“有闲阶级”的专利，朱元璋是明代帝王中最勤政的一个，但他的诗歌数量却是第二多的，可见，在其身后的“有闲子孙”实在对诗歌没有太大的兴趣。永乐至天顺间，“台阁体”主盟文坛，甚多应制颂圣之作，故此期诸帝的诗作要略多些，但面对百官高涨的诗歌热情，我们同样没有看到明代帝王对诗 歌的特别兴趣。

方子雨

“文皇右文，顿改初政，刀碪之余，从事樽俎。永、宣以还，沐浴膏泽，和平啴咩缓之音作，而三杨台阁之体兴。然《东里文集》、《两京类稿》有文无诗，微尚可知” ⑧ 。“微尚”所透露的正是诗、文的不同境遇;永、宣时期历来被视作明代的治世，“太平”、“雍熙”的字眼充斥史籍，大有文明盛世的景象，“宣宗皇帝时，三杨、蹇、夏诸贤辅政，泰交之际，常有御制诗歌，必亲洒宸翰赐之” （朱谋垔《续书史会要》） ，曾有元夕唱和之雅事的宣宗是明代帝王中于文学最为偏爱的，有文集四十四卷，诗集六卷，而台阁诸臣的情况也大致相类，三杨、胡俨、金幼孜、夏原吉、曾棨、梁潜等人均是文重于诗，台阁体的重心是文而非诗。杨士奇甚至对仁宗进言:“如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可见，在这段最利于文学发展的朝廷文化中，诗歌所得到的推扬与鼓励也是相当有限的。此后，正德好游，嘉靖尚道，万历怠政，泰昌短祚，天启情钟木工，崇祯多疑刚愎，于文学更是无暇眷顾了。



明代朝廷文化的尚儒崇古更侧重于政治文化的全面复兴，简古是明初复古的主要思路，比较而言，文比诗要更适合这条思路。诗歌虽也被其光复的热情所笼罩，却不曾有特别的关注，但作为正统文体代表诗歌仍然是古雅的标志之一，这是官方意识形态所无法回避的，所以诗歌也未受到排斥和贬抑。但少了君主的提倡，明诗文学生态中的日照显然是不够的。



除了君王好尚外，在明代权力的核心范围内，诗歌仍然没有获得更多推扬和鼓励。宦官是明代政权中的重要角色，“不得识字预政”的宦官成为明代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势力，有时甚至成为整个朝廷文化的主宰，但学识低下的他们是不会对诗文真正感兴趣的，偶然的附庸风雅，所造就的不过是一片阿谀之音，根本谈不上什么推扬鼓励。而那些颇富才华的士子们在进入权力圈前必须要经过科举的洗脑，在进入权力圈后则多纠缠于权益的角逐，于诗文多无暇顾及。倒是那些游离于权力核心之外的官宦有额外的精力来舞文弄墨，声势浩大的前后七子正是此类，但他们毕竟不是朝廷文化的有力代表，更无法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力。



在明代，人口稳步增长，而且识字的人数有了大量的增加，但明代的诗人数量却没有超过宋代，数量当然不能代表质量，却可以说明缺少朝廷大力提倡的明诗在先天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诗教功能一直以来都是诗歌在封建体制下的特殊职能，但在推崇儒学的明代官方意识形态中，我们却很少听到诗教的声音，诗教的缺席亦透露了明代朝廷文化的文学关注并不在诗，朝廷文化及与之相伴的官方意识形态，甚至整个明代文化的文学核心关注乃是八股时文。

方子雨

2.八股的利钝——唐宋政治的训练



明朝初建，悉复汉制，对士子而言，最令他们激动的便是科举的恢复了。洪武三年（1370）始设科举，翌年二月开会试，“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路线再次获得了实践的可能，“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则将其进一步强化为“科举优则仕”。明代科举“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明史·选举志》） 。这便是深刻影响了明清历史的八股时文。



明儒蔡清言:“今之举业之文非古也，而其理则古也” （《虚斋集》卷三） ，时文所体现的正是光复心理下的政治取向。科举取士是唐宋政治生活的重头戏，亦是中国传统中精英政治的主要思路和构成基础。明代八 股取士所遵循的显然也是这种精英思路下的政治训练。而就考察的灵活度和难度而言，类似于简答与填空的唐代墨义、帖经远不及近于命题作文的八股时文。当代心理学家、教育学家，以及研究考试制度的学者指出，八股文的考试方法多少是一种智力测验，而不止是记忆测验与知识测验。周作人在《论八股文》中认为:“八股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大关键”，“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变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张中行在《闲话八股文》中称:“在周秦以来的所有文体中，八股的内涵最丰富，要求最严格，也就最难作。还最难评定鉴赏”。《说八股》称:“由技巧的讲究方面看，至少我认为，在我们国产的文体中，高踞第一位的应该是八股文，其次才是诗的七律之类”。八股文要求在严格规定的制度中最大地显示士子的才华，时文写作是一种高难度的强化训练，加以官方的选拔体制，其于“牢笼英才，驱策志士”有着撷英与禁锢的双重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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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人口、识字人数都有所增加，取士名额却不增反减。这自然加剧了科举考试竞争的激烈程度，同时，科举的宗旨是“先之经术以询其道，次之论判以观其学，次之策时务以察其才之可用。诗赋文辞之夸乎靡丽者，章句训诂之狃于空谈者，悉屏去之” （茅大芳《乡试小录序》） 。在如此的压力之下，士人们怎敢将自己的前途视作儿戏，游心于文艺呢?诗歌当然的变成了“时文之余”，“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 （吴乔《答万季野诗问》） 。王世贞在十五岁时因有“少年醉舞洛阳街，将军血战黄沙漠”的诗句受到先生的激赏，但他却必须先致力八股，“是时畏家严，未敢染指……十八举乡试，乃间于篇什中得一二语合者” ⑨ 。这种经历堪为明代文人的典范模板，明代诗人十之八九都有这样的经历:中举前，专攻时文，不问其他;中举之后，方有余暇涉及诗赋。王世贞青年中举，实属大幸，更多的文人将毕生精力耗于场业，何有余力作诗?所以，明代诗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进士出身，像谢榛那样的布衣诗人实不为多。恢复汉制的明人又常有比附汉唐的盛世情结，中举之后，不免要吟诗作赋，以示身份。



作为时文之余的诗歌在明代基本上是进士的专利，然而，拜恩师，序同年，认同门，结同僚一类的群体性活动是进士生活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诗歌则是最体面的媒介，而所谓的诗酒风流亦符合明人尚古的脾性，于是便形成了明代诗坛宗派林立，社团丛生的现象。 ⑩ 在频繁纷闹的诗派与诗社中，写诗更多的是一种身份象征符号和行为规则，是一种知识谱系的惯例，很难培养出几个出色的诗人。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是对明代诗文评价最高的一部文学史了，于此却言“自来文人好标榜，诗人为多，而明人之诗人尤甚。以诗也者，易能难精，而门径多歧，又不能别黑白而定一尊，于是不求其实，相竞于名，树职志，立门户……而此百十人中，没世而称者，不过三四十人”。通常，敝帚千金不自见是构成文人相轻的基本心理，“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则是此心态的具体表现，而易能难精的为诗者，最易落此窠臼。既能科举及第，作诗又有何难?明代进士们对自己的诗才大多不乏自信，“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窃以为长，则为之不已。诗派、诗社的成员大多有相似的经历，在切磋交流中彼此揄扬，相互摹仿，自然会形成一些共同的看法，喊出一些口号。小群体中的认可愈发加重自负的程度，对不同意见更是不能容忍，群体性的文人相轻所直接导致的是党同伐异下的门户分立。



风气一旦形成，即便真正持论公允者也难脱 影响;多数庸者则高自矜诩，是己非人，抱残守缺;更有甚者，则借机接纳权贵，攻讦政敌，文风、士风于此而坏，促成明诗有派无人之象，于明诗实为一患。“穷苦之辞易工”，能结社吟诗的举人老爷的困苦总是少于普通人的，诗自然也不易工了。如此的结论或许偏颇，但科举对明诗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随意翻检明人论著，即可发现一个相当频繁的话题——“唐以诗赋取士”。



“盖唐以诗赋取士，故士之工诗，犹汉之经术有专门焉如，从游应制，必品其高下。学士竞 于外，昭容评可于中，虽燕集赓唱，亦私为甲乙，推其擅场，故诗益精焉。” 11 “唐以诗赋程士，士之繇科第进者，往往濡首于诗，而其大究亦多工于诗而拙于政。至明而程士必经谊，而课吏必政术，盖弘德以前一受符试郡县，则日夜碌碌奉刀笔，未有能及吟咏之事者。二三豪隽虽稍不为考功令所束，然其大究尚工于政而拙于诗。” 12 “昔唐以诗赋取士，士既以诗赋收其科发身乃有增治经术者。方今号为黜诗赋，尊经术，士亦必以经术收其科发身然后习为诗赋，其轻重不同亦制使之然也。然必收其科发身后习为诗赋者，乃可以钓誉射声，为世所述。其不能收其科者，虽善为诗赋，世亦莫赏也。” 13



明人以继承唐诗传统为己任，当感觉唐诗的辉煌难以为继时，他们便开始思索其中的原因，科举是与他们最切身相关的，自然成为最先思考的对象，然而，科举时文恰恰是造成明代诗歌不振的重要原因，明人找到了自己的病症，但却无法开出解救的良方。八股取士制度是封建文官制度的重要环节，是明代制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诗歌则是已经成熟过的文体，已然成熟的事物是很难发生变化的，除非它灭亡，故而，当晚清政府废止科举后，古典诗歌也走向了它的终结。所以，明人看到了它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却无能为力。清人也看到了它的弊端，但除了批评之外，同样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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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代文狱、党争与晚明三案的流弊“明代三百年，文献犹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明初。” 14 是言诚是，不消说唐王室对李杨韵事的宽容，即便是宋神宗对苏轼咏桧诗的理解也足令明人艳羡不已。朱元璋所制造的文祸在中国文字狱史上绝对是名列前茅的。佥事陈养浩因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获罪致死 （刘辰《国初事迹》） 。僧人一初作《翡翠》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 （郎瑛《七修类稿》） ，被以谤讪罪论处。诗人高启的死因除了“龙蹯虎踞”四字外，还缘《题宫女图》一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蒋葵《尧山堂外纪》） 。上举诸诗:思妇，咏物，宫体实属古代诗歌之常例，然无端获罪，这实在是诗歌的空前浩劫，而这些惨案的始作俑者不是昏聩的隋炀帝却是英明神武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在为明人恢复了最广袤的文学生态——汉人制度的同时，却给明代士子们带上了最为沉重的精神镣铐。我们且不论朱元璋屡屡发动文字狱的动机是自卑的心理还是专制的需要，明初文士少有全者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代之开国气象有如人类之童年经验，必将对本朝士子产生深远的影响，“诗文固系世运，然大概自其创业主君” （《诗薮·内编》卷二） ，朱元璋营造了经济振兴、制度齐备的煌煌景象，却没有开辟一个宽容蓬勃的文化氛围，取而代之是一个高压沉默的局面，将明初士人的开创激情迅速凝固为自保的谨慎。明成祖的磔诛方孝孺则在心灵深处摧毁 了明代士人的道义底线，如姚广孝、李贽所言，天下读书种子自此断绝。虽然，在以后的明代社会中，明诗所处的政治生态改善了许多，但是童年经验中所留下的伤害是不能抹去的，以各代诗歌的自身发展而言，高峰很少出现在开国之初，而后人论及明诗时，却多以明之开国为最盛，实际上明诗的高峰也确在明初，激情凝固后的明诗无法摆脱明初文字狱所留下的心灵阴霾，言志抒情总不能酣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文人心态实肇始于此，明诗的复古显然有一种模式心理，而究其本源，或即在文祸造成的守成情结。



其实，在洪武、永乐后的明史中，文狱并不凸显，真正贯穿有明三百年的政治弊病乃是党争，自胡惟庸之奸党、蓝玉之逆党起，成化时有万安的“南党”、刘翊的“北党”，明末有阉党和东林及齐、昆、浙、宣诸党，不少文士都丧命于此，如明初诗人孙贲、黄肃等，而高启等江南文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明初南北之争的牺牲品。明初废相，于行政则内阁备问，六部责任，于监察则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吏部考察以进退官吏，各自独立、相互牵制。然成祖后的皇帝多不理事，内阁权重，阁臣彼此抵牾，交结内宦，勾结言官，争议控诉，分朋结党，相互排斥。任首辅者，如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擅国权者，如刘瑾、魏忠贤流，或显或隐，皆各有朋党，附丽羽翼。既成党派，政事翻复，彼此陷构攻讦。晚明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更是党派争诟之极致，《明史·顾宪成传》载:“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借魏忠贤毒焰，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为一空。崇祯立，始渐收用，而朋党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平庸士子经由科举的洗脑，早已失却大半的作诗精神，谁知刚放下时文便被卷入党争之中，只纸片字都有可能成为他人口实，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游心翰墨。而贤达名士则激扬讽议，敦厉名节，着意操行，其气节情操堪作中华之脊梁，流于诗篇亦有铮铮之音，但他们于此亦不十分留心。三大案后的党祸于明代士子之气节无疑是一次重创，而在争端中的士大夫意气感激、偏狭执拗，至有“讪君买直”邀名之嫌，真正的气节之士不过寥寥数人，其于一代士风的号召转移之力亦殊为有限。在文狱党祸的政治压强下，士子们的精神心力已然耗费殆尽，而守卫其心灵深处的名节大义又在现实中屡屡受挫，如此心态下的明诗演进不免要陷入人文缺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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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



如同每一个在战乱之后的新兴王朝一样，明代的传统农业经济在建国之初就显示了它的蓬勃生机，人口和耕地大幅增长，水利的兴修，耕作技术的进步，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经济性作物的规模种植与农林牧副渔综合生产的雏形。明代手工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分类也愈加细密，与之相应的是，商业经济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得到快速拓展，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从商人数迅速增长，进入流通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除了海外贸易的一定发展外，江南地区还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市镇。颇为发达的工商业经济虽无法撼动传统社会中农耕经济的主导地位，但这种经济中毕竟蕴涵着属于另一种制度的文化特质，它的发达自然对传统文化构成了相当的冲击。诗歌作为传统文化的正宗载体，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文化是其重要的生态条件，明代的工商业发达虽未对这一生态构成毁灭性的破坏，但亦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就社会风俗而言，金银的魔力在商业经济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相伴而生的 则是尚奢习气与重利思潮，这些都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发乎情，止乎礼义是历来作诗的不二法则，但原本心灵层面的“止乎礼义”此时却受到了来自世俗世界的现实冲击，义利之辨的重新思考引起了文学的功利性反思，诗歌自不能例外;就社会心理而言，“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 15 ，巨大的差距瓦解了士农工商的等级界限，科举不第者弃儒就商，行贾获益者化商为儒，虽然文学史认可了游子思妇的里巷歌谣，但诗歌在传统中历来是士子的专利，是读书人的身份象征，随着士人的地位下移，这种专利自然也失效了，重要的是，诗歌自身的尊严也受到一定的消减;就社会娱乐而言，分工的细密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消遣方式，城市文化亦随之兴起，如同宋词、元曲的兴起一样，诗歌的娱乐功能被其他文体分流承担。娱乐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发乎情”，诗歌的抒情功能亦随之被分流，诗歌所抒之情必须要经过“礼义”的过滤，而此时的“礼义”却又受到来自社会现实的价值挑战，这实在是明诗的不幸。以上种种，自然影响了诗歌的接受，明诗在失去文体尊严的同时，又被其他种类的娱乐文艺抢去了读者，其文学生态自然要萎缩了。文学观念上对其他文体的认可，尤其是对戏曲小说的认可，实在是对诗歌发展的一种冲击。如朱元璋就曾对《琵琶记》给予认可，在其他文体由于非正统的地位而在宽松环境中获得认可的同时，正统的诗歌却因受到文字狱的影响而步履维艰。



在明代社会文化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异质文化的进入亦是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郑和下西洋自是中国航海史、交通史、外交史上的盛事，明帝国同时还保持着与中、西亚的陆上交通，海禁并不能完全阻止商人对利益的追求，不同文化在交通线上频繁地进行着各个层面的交流。其中，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了中华文化则是最应注意的，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相遇，两种迥异文化的接触预示着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即将到来，同时也意味着古典时代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而属于古典时代的传统诗词则不得不开始在意识层面上退守自己的精神领地。明代的边境算不得安宁，政府的军事力量虽然庞大，实际的战斗力却很有限，南倭北寇猖獗下的海禁与长城所体现同样是这种无奈的退守心理，于仿唐的明诗而言，唐帝国那种昂扬激烈的盛世之“神”则成为其永远无法摹仿得到的“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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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社会范围的文化复古运动



和一般的治乱更迭不同，明之代元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是比“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更为深刻的喜悦与感慨，由此产生的恢复心理更是笼罩了整个明代社会，从而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化复古运动。“明祖开基，旷然复古”，统一全国前的朱元璋即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成纪，救济斯民”为号召，建国后更欲实践“复汉宫之威仪”的使命，衣冠习唐，废止元俗，礼制、服用、宫室、舆从等一律参酌古礼，在制度层面率先开启复古风潮，科举制中的代古人立言更是心理机制的全面复古。尚古成为明代社会心态的主流，仿古、拟古泛滥于各个领域，上至帝王，下至庶民莫不唯古是趋，古典精神成为明代社会的崇高信仰，以至明代大臣们在与皇帝对抗时也常常援引古代典籍中的记载作为后盾，以之对抗皇权。直至嘉靖十七年，丰坊仍上疏请复古礼，而明末复社的得名之因即在于“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在如此氛围之下，文学的复古简直是必然的，“诗至明克于返古” （毛先舒《彭录别驾题词》） ，“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序》） ，复古成为明诗最显著的标签， 亦成为后人诟病的众矢之的。复古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倡言复古的前后七子，亦清楚地看到了它的缺陷，但复古仍旧成了明代诗坛中最响亮的口号，这场全民性的复古运动正是它最深广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明诗的复古是流于表面的，他们真正努力的方向是寻找一种超越帝王权力的东西，以重建自己的士人精神从而摆脱明初文字狱所带来的心理阴影，但是文学生态的严重破坏割裂了诗与性情的关系，诗歌早已失去了曾经的锋锐。理学、心学的先后兴起，在另一个层次完成了这种超越，先天存在的“理”、“心”成为超越王权的力量，在这一层面，士子们重新夺回了失去的尊严，但却付出了诗文的代价，“大者摹拟篇章，小者剽剥字句” （于慎行《朱光禄集序》） ，文学的生命——创新在复古思维中受到了严重的束缚，格式的模仿湮灭了诗歌的性情，严重破坏了明诗的艺术生态。



失宠于君王，附庸于时文的明诗，面对着其他文体的竞争，承受着文狱与党争的高压，在复古运动中又给自己带上了一副沉重的镣铐，文学生态虽未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但与唐诗的原生态相比，实有天壤之别，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明诗想要完成继承唐诗的任务实在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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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诗与明诗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尽管有文化定位的错误，在恶劣生态下的明诗仍然顽强地发展着，直到把手中的接力棒交给清人，这样的发展实在是一种徒劳而无益的挣扎，但是，如果翻检一下明代诗歌的发展脉络，我们或许会对明代的诗歌与诗人产生一种同情，甚至是尊敬，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才子和非才子们在恶劣环境中艰难地实践着时代的理想，他们不断批判，不断思考，为了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不断努力，或许这也是明诗的价值之一吧。



1.明诗的演化轨迹与应当注意的几个人物



“洪武之初，刘伯温之高格，并以高季迪、袁景文诸人，各逞才情，连镳并轸，然犹存元纪之余风，未极隆时之正轨。永乐以还，体崇台阁，不振。弘、正之间，献吉、仲默，力追雅音，庭实、昌谷，左右骖靳，古风未坠;余如杨用修之才华、薛君采之雅正、高子业之冲淡，俱称斐然。于鳞、元美，益以茂秦，接踵曩哲，虽其间规格有余，未能变化，识者咎其鲜自得之趣焉;然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自是而后，正声渐远，繁响竞作，公安袁氏，竟陵钟氏、谭氏，比之自郐无讥，盖诗教衰而国祚亦为之移矣。” （《明诗别裁集·序》） 在沈德潜粗笔勾勒的明诗史纲中，有明二百七十年的诗歌发展流程大抵了然。鲁九皋《诗学源流考》、《明史·文苑传序》所叙皆与此大致相类，唯繁简不同耳。明诗的发展是在批判与思考中进行的，几乎每个阶段都会有几个代表人物喊出几个口号作为反思的成果，爱提口号的明人给明诗的分期带来了方便，通行的分期大致有两种:五分法，兴盛期:洪武、建文，衰歇期:永乐至景泰，复苏渐至鼎盛期:天顺至隆庆，变革期:万历至天启，结束期:崇祯、南明;两分法，即以明中叶为界，将明诗分为前后两期。两种不同的分类法实无本质的区别，前者侧重发展，后者突出变化，都是在时间线索上对主流诗风的切割。



明诗的演进纠缠于明诗学的论争，创作流派大多同时扮演着理论批评者的角色，如台阁茶陵、前后七子、公安竟陵等，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同时受到了文学史与批评史的加倍关注，成为明代诗文史上浓墨重彩的书写对象。其实，他们之外尚有不少值得和应该圈点的诗坛人物。 明代最杰出的诗人不是流派中的浪尖人物——李、何、王、李等，而是明初的高启，“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的高启虽不曾提出过什么口号，却赢得了“明朝最伟大的诗人”的称号 16 。《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身处元明易代的高启有着极深沉的历史意识，其广为传诵的代表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即是典范之作，金陵最是怀古地，兴亡变迁的历史沧桑在此极易流出，“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英雄来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由战乱反思而滋生的和平渴盼由于强烈的历史关怀而显得雄浑深刻。而当盛衰易代的巨变中的历史意识落足于个体关怀时，渺小个体在历史沧桑面前的微不足道最易滋生归宿感，这种无归心态和历史意识一样贯注于高启的诗中，如《步至东皋》:“如何得归后，犹似客中情”，与之相伴而生的“求归”同样是这一心态的流露:《送谢恭》:“为客宜早归，高堂白发生”。《忆远曲》借商妇相思的委曲传达:“妾今能使乌头白，不能使郎休做客”。“归”字于《大全集》屡现达521次，高青丘之“归”情于此可见一斑。四库馆臣称“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焉。”所谓精神意象正是历史意识与求归心态的综合凝聚，非易代时难有。论者于明诗之高峰或备两说，一说为国初，一说为中叶。仿唐的明诗不同于宋诗的沉潜，自然要以气胜，社会变迁时的思考与激情于此“气”最利，明初的思考与激情自然胜过中叶，故而明诗最盛于开国。复古是明诗的特征，但并非其长，缺少了“气”的流贯，中叶的诗虽有唐貌却无唐韵，自然要逊色于开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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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 （《明史·杨慎传》） ，杨慎“二十四举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明诗纪事》称:“升庵诗，早岁醉心六朝，艳情丽曲，可谓绝世才华。晚乃渐入老苍，有少陵、谪仙格调，亦间入东坡、涪翁一派”。早期的杨慎以状元才气入诗，高明伉爽，鸿博绝丽，自有六朝风韵，需要指出的是，杨慎是八股时文的状元，才子后的乾坤腐儒方是其人格本相。观其谏巡游，议大礼，修书述学，谪居感忧的行为即可发现这位才子背后的儒家人格。远离江南繁华，出身官宦的杨慎少年得志，很早就获得学优则仕的实践机会，实在与吴中的才子风流有着本质的不同。病中的才子无法寄情山水，最能流露日常诗酒风流后的真切关怀，如其《病中秋怀》:“炎荒避地廿年过，杞国忧天奈尔何?杂种犬羊纷北虏，妖氛牛斗更南倭。浮云江汉愁心结，新月关山涕泪多。身佩安危有诸老，舌扪孤孽且长歌”。其绝笔《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懔》尚念:“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陷入党争自是杨慎的不幸，但临终前忠奸的申辩却是理学体制下一切失意儒士的永恒反思，虽才子亦不能免，况为时文状元欤?



作为明代最有思想，最为反叛的文化巨子李贽无疑是有明一代中最有光彩的人物，但无论是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明史》，还是正统儒家意志体现的《明儒学案》却都不肯接纳这位天下闻名的李卓吾。尽管这位极端的叛逆者自信“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但其淋漓恣肆的思想文字还是把他屏隔于“圣教”之外。叛逆且狂狷的李贽虽是晚明思潮的先导，但其节行操守却是晚明士子不能学、不愿学的。晚明开启了 由古典向近代的漫长过渡，李贽则毫无疑问的是站在十字路口的彷徨灵魂与荷戈斗士，其身上汇聚了文化转型时期的思想冲突。尽管曾给小说戏曲以绝高的地位，尽管对自己的识、才、胆有二十分的自信。这位叛逆的狂狷者依然用传统的诗文记录了他的人生，并成为明代为数不多的能将自身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完全结合的范例。《赠利西泰》记录了这位兼修儒法佛道的思想家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间的交游;《过桃园谒三义祠》一诗结以“千载原无真弟兄，但闻季子位高金多能令嫂叔霎时变重轻”的人格追问，显然是其评点戏曲小说的一贯思路。《石潭即事》:“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性情损精神。年来寂寞从人谩，祗有疏狂一老身”——最是卓吾一生写照。李贽诗直率流畅，一气呵成，而其对于自身著述的期望更是令人深思，“盖我书乃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可以进读，科场当以选士。非漫然也”，心灵深处仍是儒家的普世关怀。



最后要提到的是钱谦益，论者于明诗殿军有陈子龙、钱谦益两说。如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称:“明代……末年诗人，惟陈卧子雄丽有骨，国变后诗尤哀状，足殿一代矣。”陈田《明诗纪事·辛签》称其“早岁少过浮艳，中年骨干老成，殿残明一代诗，当首屈一指”。显然，“骨”是陈子龙获誉的主要原因，而此处“骨”之内涵当然包括了诗文之外的人格精神。以身殉国的陈子龙铸就了诗与国同亡的历史意义，义不受辱的生死抉择使得古雅风格分外凸现，给复古的明诗一个高亢的收尾，从这层意义看，陈子龙自然可称作是明诗殿军。而邹?《牧斋先生有学集序》称“牧斋先生产于明末，乃集大成”。乔亿《剑溪说诗》称:“明诗屡变，咸宗六代三唐……自钱受之力诋弘、正诸公……此风气之一大变也”。《晚晴 诗汇·卷十九》称:“牧斋才大学博，主持东南坛坫，为明清两大诗派一大关键”，东林党魁，文坛宗主，两朝领袖的光芒实不能掩盖钱氏的名节大亏，虽然“《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 （《柳如是别传·复明运动》） 。但真正使钱氏担当明诗殿军之职的乃是其《列朝诗集》，《诗》亡而后《春秋》作，“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 （钱谦益《胡致果诗序》） 。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正是定史续诗之作，以诗见史，以诗存史，“使后之观者，有百年世事之悲，不独论诗而已也”，“不知汉简为谁青”，难脱青史褒贬的钱谦益以诗史的独特模式完成了明诗在文化意义上的终结，“苦恨孤臣一死迟”，深刻忏悔下的全面反思在心灵层面总结了明代诗学，诚如吴梅村言:“牧斋之于诗，可以百世” （《吴梅村集·龚芝麓诗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