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楚《一个人的祖国》创作谈

松山居士

　　创作背景　　　
　　
　　《一个人的祖国》是我一部半自传体长诗，还有一半我没有过完。按照时间的顺序，长诗分为三个部分，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约十六万字。这样的长诗构想来源于我九十年代初完成的一本散文诗集《蛇穴之歌》。1999年曾单行本出版过，是山东诗人、诗评家卜一先生代理的，挂名为中国文联出版社。这是一本类似于早期地下文学的小册子，里面配有副刊类型的木刻插图。但封面设计图案还挺现代先锋，一团星云状的异形龙腾图花纹，如岩浆之于地火的喷涌。那算是我第一次自费出版自已的文字。是否非法出版物，则有中国文联出版社作证了。而在整个九十年代的中后期，正是大小文人们蠢蠢欲动，打擦边球进逼中国集权出版业官僚垄断市场，混钱混名份混话语权的鼎盛时期。
　　
　　我当时的处境非常微妙。九六年南下广州混了两年，基本上与广州的诗歌圈子无关。比如民间写作的《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之文德路笨拙的手指地，《完整性写作》发源地东荡子所谓圣地居，《垃圾运动》之策源地暨大凡斯江南黎果水边吧、《诗歌与人》民间黄礼孩义工天使之诗歌梦作坊之类。我在中山大学附近的城中村暂居，日夜伺机自由女神降临。平时谋食兼做家庭教师和酒店酒楼美工。在海珠区一带的好运楼、江南菜馆、百威大酒楼、潮洲大酒楼、享通酒楼、大卫洒廊、大唐四巷、中大市场、明珠酒楼、广州大酒楼等品牌酒楼，我与一帮做厨工的家乡仔混得耳熟。后来也有厨房仔和后生们喊我是“师爷”。因为我抄写粤菜单已经是行云流水了。
　　
　　刚来之前，这帮不写诗的混哥们教我学广州土话比如打洞抠女之类，介绍我到客村立交桥下卖金页（黄色图册），在渔具厂当钻模工及当面粉商的送粉工。那些日子相当自由和生猛，可用猪狗牛马和禽兽的生活来形容。外来黑工面临的生存压力，正如百年前的华工在美国当奴工。所不同的是当年广州的外来工人群，多数带着国家主人的理想主义发家致富梦，就像当年共产党人搞革命一样既剌激有趣又毫无人性。在浑浊的珠江边码头背食盐和面粉下船，或在深夜的街头给打烊了的面包店送面粉。你完全无法想象关于诗歌的生存哲学，相比于我荒诞之下的生活是如此贫乏。在这样的状态下，我还能思考着海子和顾成。或许，这就是我至今还活着而他们却死了的原因。这段个人经验我写在了《广州1997》长诗中。它隐喻或曝露了一个谓之爱国文学青年的诗意幻像与破灭。
　　
　　1999年，从广州到了东莞，起因我偶然结识了一帮在酒店夜总会里厮混的地下乐队和歌手。在他们的圈子里，一位有神秘背景的女人闯进我的诗歌独立王国，命中注定这样的女人一定会来，与我纠结一场没有结局的演出。哈维尔大师说过，人生就是一场戏剧，每个人得用心去演，而结局也无非就是荒诞。认识荒诞是找到我们活着惟一意义的真相。哈维尔的话不得不听。我的自由主义与他的启蒙思想有关。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已能出演的是一场伟大的诗歌剧。这是我婚姻失败后结识的第二个女人。她曾是黄继光英雄团所在部队转业的文艺干部，其父在七九年还是位某野战军的副军长，某空降师的正师长，级别算是红色高干子弟了，从部队大院里长出来的女人。姜文这厮曾赞美过的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女人们大多长得自然纯粹又革命青春理想似火了。最重要的是黄继光所在扑枪眼的爱国英雄，是我们这一代人少年的偶像。她年纪虽略长于我，但却比我还显得美好而温润。我们随之同居并堕入水深火热之中。正如地下诗人南岸的诗句“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相亲相爱”。我也结束了我的出租屋里生活。而搬进了所谓高尚的帝豪社区。
　　
　　但我在这位女人的怀里写了一些诗句，却完全摒弃了我的伟大祖国的宏观叙事，而进入了身体内部的欲望裂变。我把当她当成了自由女神，而打开了劳伦斯所洞悉过的女人的通道，并直奔海伦娜的世界。或许，因她也曾失去了美好理想，而深怀竭斯底里的情感泡沫将我淹没。我开始进入了酒店娱乐业做事。东莞不少星级酒店夜总会，都留下了我关于情色手工POP的烙印，及隐含在这我诗歌里的现代商品波普色彩。在一个叫金富贵的夜总会美工室内写作，我把此命名为东莞杂咏鬼火坊，竟然在此呆了三年，形同性修炼的道士。多少色欲的胴体与恶魔般的台湾佬、日本佬色鬼，与我耳闻目睹，或擦肩而过。其鼎盛时期，这家酒店夜总会的三陪女郎每晚可达六百多名。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肉城，比贾平凹那厮后来写的《欲城》还要火暴，直到“非典”灾难降临。我在这一年还带领员工冲进某工委办公室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因为台资色情老板携款潜逃。在这样的情色世界里我还能洁身自好，倡导诗歌要远离诗江湖，反对下半身写作而自虐于本身的虚无理性慎独精神。或许这正是我至今还是个穷人，而下半身一把好乳的沈浩波们则成了诗歌大款的物证。
　　
　　在东莞的十年是不曾浪漫岁月的浪漫与荒诞。这一过程我充分体验在长诗《东莞1999》里。那是一个从楚国乡下来的农民式的自由主义者和他的诗歌的嫖客者的梦游。如那个鲁镇的阿Q进城当了革命党老爷子后，所有的尼姑都是他的妾了。后来的事实只能说明一个诗人，永远只能是个胜利的失败者。他当不了革命党人。而当时的革命党无非就是台资、日资、国资老板了。我对台湾佬没一点好感，这些自以为是的烂人充着有点钱，在东莞所投入的所谓经济事业，不足以抵消他们所犯下的人性沦丧的罪恶。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人，他们对大陆官僚的贿赂和对劳工的欺骗侮辱和损害，我当另有著述。当我终于逃离了那个双重物欲色欲圈子折腾时，真是有英雄负背于苦难的一决之痛快。如果写诗的人不能发出自已的声音，等于是白白写了一堆废话和空话。此时，寄居广州的张柠玩起了《漂亮的废话》博客写作正火，让我沸腾莫名。所谓“北有庆孔东，南有张柠”之说。我的写作最终还是回到了社会的批判性。《蛇穴之歌》由此出版。我必需有文本说话。但作为我这段生活的结束和新的开始，此小册子却沉入了无声胜有声之中，算是对我青春年代诗歌的一个祭献。然而，相对于我对过去所付出的青春理想与起死回生，我总觉得这个文本不能完全表达我在八九年至九六年间的写作欲望，试图重新将此再来一次创作和补充。但终因婚姻再次破灭及生存压力无法定下心来写作。而我的那位自由女神也终于成了那个《蛇穴之歌》的梦靥。我背负着它在东江挣扎沉浮了一个漫长的冬季。好在我曾是工兵舟桥部队的一级水手，东江的水没有黄河的水凶险。它终淹不死我。
　　
　　2003年3月份，当我正准备向酒店老总请长假北上，去探访我那人为阻隔而不能相认而分离了八年的女儿时，正是“非典”狂虐流行的非常时期，各地当局禁止广东打工人员自由流动而终未成行。后来，听旁人传道消息，女儿骂我是个骗子，从此不再想见我了。我整日整夜呆在自已的鬼火坊内，开始愤愤然的诗歌诅咒了。奥登将“一串串愤怒的诅咒/变成了一串串葡萄”，而我则是相反，将“一串串葡萄/变成了愤怒的诅咒”。我的非诗歌也不断地被写在我的自闭生活中。有一次，我在《南方周末》报上看到新闻头条，一场莫名的大火毁灭了武当山脚下那座张三丰修炼的千年古刹遇真宫。那是我当年写《蛇穴之歌》蜗居的一个地方。当时还是一所山村小学的校址。在云山雾海里升国旗、唱国歌，这是唯一能看到和听到它还是所中国小学的标志了。而在一座千年古刹里升国旗唱国歌让我产生了强烈冲动和联想。我终于被吸引进去，与这所学校的惟一的一名青年老师相识。两人就此还作了一次关于爱国与实干的深夜长谈，我联系实际写一个青年工程师在铁路上的成长历程，后来发在一份《武汉铁路信息报》上。因这篇所报道，我被调到工程队工会上去混了一段时间。
　　
　　而这位在古刹里教学生唱国歌升国旗的老师，是从市某师专毕业自愿分配到这里工作的，一个人要负责五个不同年级的学生教学课程。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新农村教育的个案。我小时候的班主任也是样教过我的。这样的学校在其他山区也是普遍存在的。对教育投入不合理及其腐败性导致了这样的生态形成。后来，我又介绍他认识了我写的那位铁路工程队青年工程师，并让他到我所在的工程工地上筛沙子，以挣点学生课外活动所需的文具钱。这位瘦弱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年青老师，弯腰劳作背沙子上山的样子，深深地感染了我。或许是同病相怜的味道。我和他一样是那个时代所判定为所谓的“爱国学生”。而且我个人感觉良好。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自慰，我可能与海子一样杀死了自已。八十年代杀死自已的诗人，注定会成为时代的见证，那是件多么浪漫和迷人的事。但海子不是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没一个是自杀的。现在想来，这位大学生可能就是后来的马烨式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写诗而迷恋天体物理学。只是，在那座古寺里发生的爱国精神相对论，难道随着新千年的一把火而彻底烧成灰烬了吗？多多说过“诗歌革命之后就是灰烬”，难道这是天道的启示与见证？但是，我的诗歌并没有变成灰烬，而是越来越上火了。
　　
　　这件事促使我更加想把那个生命状态能完整地写出来。而是通过诗歌不是小说或别的文体，这是内心的理想激情所致。只有诗歌的形式才能满足我当时的冲动与驾驭自由想象的能力。于是，在这一年内完成了我《蛇穴之歌》的第一次修改，并更名之为《感恩与沉沦》。长诗手稿寄给《诗歌与人》主编黄礼孩看过，但当时我没有实力出版。黄礼孩将稿子保留了一段时间，后又退回给了我。并附言说，这样的心血之作不能遗失，放在他那里太久了怕不安全。此事也就放下不表了。而黄礼孩的《诗歌与人》民间诗歌作坊越来越牛逼起来。其名气早已超过了官刊出版物进入了主流文学，成功实现了他们那一代人对市场话语权的争夺。而这一代被称为七零后的诗人们，更务实和市场化的写作，无疑给中国新诗带来了致命的影响，使得汉语写作变成了日常化消费的各种媒体广告及流行先锋性时尚。但我不得不说的是很多的民间诗人及诗歌，并没有获得诗歌与人的完整性写作的眷顾。这或许同样是一种异化。
　　
　　我在后期写了一批新的诗歌作品，显然与早期的表现风格差异很大。面对新的生活场景，特别是在全球化下珠三角自由市场，物化革命带来的人性暴力进入我的自由思想生存博弈，而整个文学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所谓打工文学或者先锋主流诗歌，已经无法呈现出人性物化下的疯狂真相。我在体制内铁路局做农民工多与南方打工性质大不一样。民工队的性质更底层和纯粹单一，多半是出卖体力劳动力的人。而在南方的打工工人身份相当复杂，各路外来工构成的广东劳动力交易市场之繁荣，使劳动者完全变成商品成为了现实。我把东莞老汽车总站那条路称为新生奴隶交易一条街，一点也不夸大事实。如果说它还是诗意的所在，则是因为它带着自由卖买的特征。自由与奴隶由此构成了我后来对人性诗学的批判性。这种荒诞的真实是特指外地人和异乡人的生存，与本地民营、外来资本家的利润剥夺之差异性。而铁路工人与农民工是国企与农民之间的利润剥夺之差异性。我开始思考集体主义文学与自由资本主义文学之间，人性在场变化的现实的不同反映。这是我进入新千年后写作的一个大的方向性探索。但我后来的诗歌路数没有完全具体的承载这一时代命题，而是滑向了极其个人化的自由主义了。我放弃了过往阅读苏俄文学的经验，而走进了现代欧美的文学思想。如卢梭、波德来尔、萨特、劳伦斯、拉金、梭罗、沃伦、贝娄、哈维尔、米沃什、庞得、荣格、叶芝、苏塔格、阿伦特、索尔仁尼琴、帕斯等。而民间乡村思想者摩罗的《耻辱者手记》给我的中国本土经验产生了很多共鸣。
　　
　　在这两年，我沉没在自我的精神物象，更切入了个人现实的孤独疼痛与反叛行动。在诗歌的表现上，更接近语言的竭里底里式非诗言说，多有反理性与极力揭示事物内部真相的一种个人尝试。这种体验带来的这批诗歌后来都在《世界诗人》诗刊上，以《新千年冯楚诗风暴》为专题发表出来，并被译为英文和其他语种。那时，这本诗刊名为《国际汉语诗坛》，创办人和主编是重庆诗人野鬼，真名张智。就其性质在民间与官方也多有争议，但在当时还算是一份比较纯粹的诗歌民刊。我的个人头像第一次被制成明星状贴在了灰白的杂志封面。英译我的组诗的是一个叫杨虚的翻译家。张智先生对我的诗歌评价很高，以“宏大激荡和现实的批判性担当，是具有独立自由精神和富于民族情怀的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云云。为此，他后来还给我颁发了一个2002年度国际最佳汉语评论家奖。但我的非诗性及语感的生硬触觉，与日俱增地将自已的心灵垒成了炮弹，受到时尚消费主流的排挤和冷遇，谓之艺术的不成熟和政治上的生冷，谓之为老愤青式的标语口号。这些非诗似乎又与欧美理性精神如此相悖。但是，对于我本身来说还是要更愤下去，一直愤到有理性精神为止。这是当时我无法刹车的真实状态。
　　
　　另外，还有一部分诗作，如散文诗《寒窗独语》，选入了由卜一主持的“世纪之光”文丛《中国诗歌十年》实力卷，及由文化部网络信息中心和鲁迅文学院共同操办的《中华八喜杯诗歌征文大奖赛获奖作品集》里，比如《逃亡中的逃亡》被评为优秀作品奖。本大赛卷主是川木。在评委会阵营中不乏有当朝的诗家名家如雷抒雁、谢冕、藏克家、李瑛等人。我得还到了一枚镀金的带绶带奖章。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发生在我文学青年时代的荣誉动作，都是多少要上交一点版面费来作为参与资格的交换条件。几乎整个九十年代民间写作和出版，都在这种半官方、半市场化的空隙中寻找个体机遇。一些人就此打下了物质的生存基础，后来都晋升为书商和出版家了。而成为诗歌大款的人不在少数。书号卖买成为文化权力寻租的一个突破口，打开了民间写作人的生存空间。但相对于写作产生的作品能量影响似乎并不很大。市场繁荣下的文学没有产生伟大的经典作品。民间诗歌出版开创者诗人卜一对我的创作评价，让我深为感佩。这些年来，我是凭着他的那句话而走过了文学的险恶时期。“冯楚的写作有明显的高行健式的风格，在内里上则更明显地体验独立汉语生态和民族情感担当，是当代诗人双重流亡中自由逃亡者”。这一评价让我欢喜。犹其是最后一句话，为我的写作做了注脚。
　　
　　为了信任他的支持和鼓励，我把这方面的诗作又一并收集在《地火的呐喊》这部个人集子里，有我的兄弟、民间吉他歌手冯亮支助出版了此书。还是卜一先生主持的书号中国文联出版社。这本集子的命运继续承受世俗人们的冷笑、怜悯或者废弃。里面的诗歌还被一所大学教授说成是看不懂的垃圾而拒之校门，一些八零后学生对此敬而远之，因被他们的老师当作批判鲁迅作品有毒的活教材了。本书在我的家乡被我的同学当作硬性指标，分派到各个乡镇财税系统干部认购了一百册。我知道这是基于同学的友谊同情。而我带着他给我的书款六百元，跑到黄石市去约见了多年未见的高中时代的女同学。这个女孩子对我的写作很重要，几乎在整个青春期，她是进入我文学情感生活的一个自由天使。因她长得像山口百惠演的《血凝》电视剧中那个不幸患有白血病的幸子。我心中的山口百惠支撑了我对于爱情原初最纯粹美好的想象。我们见面之后，她说，“还好，就你还没有变，如果你当官发财了，我不会见你”。她随后跟我返回老家去看望我的患病在床上的母亲。她又说“你要给母亲多挣一点钱，让她少受些苦。以后不必要再写诗了，要面对现实，除非写诗能赚到足够的钱”。我在母亲面前失声痛哭起来。我真正体验了这句话的现实重量及生活之痛。但是，所有关于文学的过往记忆犹新，难道不是因为诗歌的清贫，而突现出纯洁的爱所担当的全部生命意义吗？
　　
　　自此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中断了阅读和写作，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无独有偶的是，这本愤青式文本《地火的呐喊》，却成了我进入地产业的通行证。中国地产界太牛逼了。这个世界上最大暴利和黑暗的投机集团，养肥了多少权贵啊。而诗人们以此服务反成了伪精英贵族。地产商搞诗歌奖还不是想给自已的肮脏的脸皮贴光。而“非典”过后的五年，是东莞地产业势如破竹的一场城市革命，众多诗人进入其中成了操盘手。其中，写地产标语就有人发了大财。一个开发商叫我去面试，问我会不会写广告标语口号。我说：“我是写标语的高手，从中国人民解放军55096部队写到武汉中华路首义路，从京九铁路写到京广铁路，从天安门广场一直写到广州天河广场，我一路写来，差点写进监狱里而去了。现在，总算写成了一本书”。那屁字不认得多少个的光头开发商一听，就说：“把书拿来”。我把《地火的呐喊》给他看。他看到第一首诗《美酒赞歌》就问，“怎么美酒里面还有阳具和子宫？还有狗屎和精液呢？”我说“这是诗眼，能吸引人眼球”。他说：“你现场给我写十条开盘的标语看看”。于是我一下写了二十条。其中有一条“向钱！向钱！向钱！我们的楼盘向太阳！”。这下就把那长得像黑社会的老板给乐了。就这样，我终于进了地产界当起了高级文案。随后，我参与操弄了东莞最大的商业楼盘世博广场。在那呆了三年，学会了软文炒作。诗歌变成了标语口号，自由兑现了人民币。
　　
　　然而，这一切商业文字策划只能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当诗人将心灵语言弄成了营利的工具时，工具性就杀死了诗人和诗歌了。而对于我，写诗不再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或许它本来就是如此。不然，那些宫殿内诗人，老是写不了伟大作品上不了天堂，反而，那些命如狗贱堕落洪尘的苦芥诗人，一路写进了伟大历史。这一荒谬启示了我对诗歌与生活的重新相融合。从2005年之后，由于工作的便利，我开始大量触及网络写作，而《南方都市报》的甲申百年祭诗歌大奖赛，在网上炒得火热各种诗歌事件频现。诗歌论坛带来了自由口语化写作的运动高潮迭起，一些被主流权威所遮蔽了的地下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在网络论坛上不同程度的出现。同时，带来了相关社会话题，比如自由与民主，公民与精英，独立批判与历史反思，等等。我的视野被拓展了。诗与思想，诗与政治，诗与艺术，诗与商业，诗与文化。我一时被网络世界的自由生态所包融。《诗比历史更永久》张柠的评论文本开始进入我的视野，《我们内心的冲突》，谢有顺的温软的悲悯落在了我的宽大的办公台上。在豪华明亮的现代化商业写字楼里，我写完标语软文之后就是上网，单枪匹马在各大诗歌论坛上游荡，并发表自已带着时事性质的诗歌思想评论，一发不可收拾。在《他们》论坛、《诗江湖》、《海平面》、《露天吧》、《扬子鳄》、《北京评论》、《新浪读书沙龙》、《北海文学》、《赶路》、《或者》等论坛，都留下了我的声音。我被称之为网络的“诗歌呼啸之犬”。“中国第一诗歌民工”。个人诗风开始转向另一种风格，拒绝抒情和隐喻，而完全迷从于荒诞、曝露、自嘲、幽默及批判性。一种观念性的艺术诗歌行为写作，呈现出驳杂斑澜而又迷幻的视觉冲击。
　　
　　2006年，我担任了《新浪读书沙龙》的首席版主，《鲁迅论坛》版主，与一伙网友及真假马甲们搞起了左与右的自由思想论战。搞得鸡犬不宁，鸡飞狗叫和人仰马翻，将一大堆伪垃圾自由思想者拉出来批斗，新浪网几次封杀了我的ID,被网友民主抗议要求平反恢复我的网上权利。真是搞得不亦乐乎。那是我网上最痛快的一段时光。有一大帮网友粉丝跟在我后面搞革命，反腐败，批独裁。而我更多是以诗人的身份被网友们所推举。在这一时间我写了众多的时事杂文之类檄文愤文。写诗倒是越来越少。后来，因网友的右派上线占上风，我被定为暴力革命的思想信徒，我放弃了版主位置，离开了读沙。而新浪网成为官方的民情娱乐最大平台已是不争的事实。它的独立性与批评精神愈来愈少有了。不久，东莞《海平面诗刊》让我担任驻站版主，为体现我的诗人身份，我将《感恩与沉沦》长诗易名为《反革命》而第一次发表在新浪博客和海平面网站。后在其他论坛如《网易》博客、《天涯诗会》、《博客中国》、《露天吧》等都有转载。之所以改名《反革命》有标题党的炒作意味，但更有着深入对自由思想的考量。反革命就是反对革命的绝对性，反对任何暴力介入自由思想与权利搏弈。后来，这一命题长诗引发《海平面》及《露天吧》论坛的几次网贴争鸣。2007年，我意欲重新出版此诗，但没有得到某个出版社的通过。《反革命》无法在中国获得文本的合法性。就是在汉语定义上还是一个被禁忌的词。此事再次被搁置了下来。从这两年开始，我在网上开始转向垃圾派及后政治写作方面的个人尝试，特别是介入了口语诗与纯诗的争论。自已也写了一些更为具体和日常化了的口语诗歌。
　　
　　2009年冬，我出版了个人批判文集《自由的奴隶》上下卷，并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个人阅读实践活动推广。2010年，我在全国民间游历了一些重要的诗歌流派和重要诗人之后，有了自已的写作出版计划，决定在2011年将自已所有诗歌作品归集于《反革命》总集一起出版，并按三个时期《青春》《嚎叫》《口语》编辑三章。后来，深圳诗人黄吴与我一起参加广州国际艺博会，发现了一本苏俄当代最杰出的自然诗人和画家尼古拉的画册《这是我的祖国》，两人爱不释手。黄吴建议《反革命》长诗改名《这是我的祖国》可能更好。并且也很符合长诗所表现的主体精神。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但我还是改了几个字，用《一个人的祖国》表现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也可与伊沙的小说《中国往事》有得一博。然而，若仅以《反革命》长诗原稿还不能完全体现我的总体诗歌风格。于是，我在后期的整理创作中，重新将所有作品进行了新的梳理，以时间性和表现的风格为线索进行重新组合。这样就有了一个较完整的关于我的诗歌作品的整体概貌。它们是八十年代末的自由理想抒情诗，九十年代的后政治反诗，及新千年的口语化行为艺术诗。以此三个不同的特性与手法，混合了我作为倡导“非暴力不合作、非主流和边缘化”的个人努力实践。
　　
　　第一部，1980年代。写了我的少年生活，对故乡在历史与文化上传承于我最初对文学及诗歌的个人启示、自恋、臆想、出走或远离。我的童年生活是伴随着三座山区大水库的兴建和变迁而渡过的，充满了个人的不确定性的漂泊无根的命运。但在整体纵深上又与我的家族命运一脉相承，具有永恒的存在追问。在鄂东南的大幕山与安乐河、富水河、三溪河三大川流之间，交汇着三大人工水库富水水库、王英水库、蔡贤水库，三座水库既各自以不同的群山分隔独立，又通过隧道互相通于一体。我的童年就在这之间来往摆渡和沉浮。这里自然纯朴，民风淳厚，山青水秀、松竹青青、桂花飘香。中国农民革命名将如李自成、李先念、彭德怀、王平、贺知珍、伍修权等在此留名。同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启蒙运动中，以绿原、曾卓、穆旦、徐迟、碧野等前期诗人，在咸宁干校生活劳动写作最为影响。诞生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现代乡土诗流派和浓郁的自然主义校园诗风。当以饶庆年、田禾、徐鲁为代表的田野诗歌和校园诗歌，至今享誉大幕山富水河流域，及黄石大冶、阳新仙岛湖民间，与我的家乡文学影响极其深远。我童年时代有多少诗意梦想已沉埋于千年水底。但我从这里少年流浪出走到青年从军和返回，一直到天南地北，海角天涯，但路还在从这里延展，延伸……　　　　
　　
　　第二部，1990年代。大武汉，大江东去，楚河汉界，江河之尊，巴楚文化与江河文明交融的大都会，江湖人文厚积。黄鹤楼、东湖、行吟阁、珞珈山、武大红楼、汉阳古琴台、洪山广场、首义路、阅马场、胭脂坊、新江岸、粤汉码头……中国历代文坛诗派盛行、素有“茫茫九派横中国”之称。而近代自由思想、反抗强权、张之洞洋务运动、国民革命第一枪，粤汉工人运动……这些最为著名的江湖诗人革命思想汇聚之地，是我从部队返回家乡，带着军人的烙印在此求学谋生恋爱和追求公民自醒，争取自由民主的第一大课堂。围绕诗人海子顾城之死，我追寻那些以诗人的美名，留于青山绿水间的五月落梅，八月飘桂之云梦泽国。从武汉、郑州、洛阳、兰州、北京、上海、广州……从这里起，我无数次出发或返回的折腾和体验，越过陈腐体制压迫的可能性，不断突破地理时空和意识形态的束缚，重新定位个人命运的基点。而八九之年是我现代自由思想上的一次诗歌突围。在鄂西北襄阳古城和车城十堰，在武当山、小花果、太阳坡诸地，在大巴山秦岭腹地纵深地带，伴随着死亡墓碑最多的一条高山铁路，襄渝线铁路穿过无数崇山峻岭，河涧山谷，急流险峰。我在此修筑铁路工程三年。亲历了铁路工人和农民工生活底层，直抵地火炼狱的深处，与原始生态的大自然进行了深入亲密的接触，与劳苦人性与山民文化源头活水，进行了血骨入髓式的交流碰撞，与个人伪劣愚顽怯弱和良知，进行了血火与汗水的洗涤。我与铁路工程队一道转战襄渝线、京广线、京九沿线，秦岭深处、大巴山脉、大别山区、江汉平原、晋北高原太原、高平等地，以获取汉语生命在大地上的能量。自谓之凤凰涅磐，欲火重生的诗歌之路。天国行吟之路。本部分是全诗中坚和实力，是我人生处于最低处而精神最高处的不断挑战自我，与忏悔反思本土文化与现代自由思想的知行合一，抵达修性诗格的一种自我实证过程。具有了行吟与天问，悲歌与赞美，现实与理想的个人精神努力。
　　
　　第三部，2000年代。诗歌从单向表现走向了多元并存的诗风，以网络语境和现实生活口语相杂交，在赋予现代新诗自由与个人分解上，达到了内在表现的真实痛感。这是我试图延续后政治诗之口语，返回到具体的人文精神批判和捍卫个人话语权的争夺。是我结合诗歌时事与行为艺术，从事诗歌创作的一种新的思路。因此，这一时期的诗歌带着鲜明的时事性、新闻性和口语化特点，并从政治话语权与个人心灵自由发生的内在冲突，呈现了我对现代自由思想与传统汉语诗歌的创造与担当。同时，在珠三角市场下的诗人生态，激起了我个人映照的生存实在感与批判意识，在各种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我的写作从非诗到正诗再到超念诗。这一主观性的写作路径，是我的具体日常生活，在回应早期理想主义与浪漫放纵行为中解脱出来，通过拒绝隐喻和抒情，以更真实的个体语境，表达我对商品异化之下的心灵自由释放的渴望。第三部分结合我策划的一系列诗歌行为活动，及对现实的荒诞的审判关系的梳通，使我的语言感更直接地承载了反诗中的诗意性表达。这一特点将伴随着我对现代诗歌的深入写作，在长诗设计上更为完满地表现我的“非暴力不合作及非主流”的现实关照，从而抵达我一个人的祖国的自由救赎之路。　　　
　　
　　关于对长诗的个人创新，自屈原创造离骚体之后，几千年来的汉语诗人莫不受此重大影响，其雄奇、诡秘、瑰丽的自由想象，和激扬顿措、华彩脱俗的语言飞跃，及情感悲怆、沉郁之荡气回肠，在中华诗歌史上别具独立，持久不衰，显示了汉语言说的“逻各斯”非凡生命力。这是中华诗歌史上的关于人性诗歌最早的天问与存在的起始。五四新诗之后，因各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化写作，将这种自由长诗其抒情体切割了。其内在精神更多地融合了叙事与批判的政治反叛。其中，拉美先锋诗人帕斯所创造的反诗体在中国的启蒙深入，将这种形式的自由诗歌运动，向现代后现代中国文化的纵深。一系列诗歌流派的诞生与分解，都与这种反诗的形态有关。九十年代后，这种形体因少有性情而多有辩论的恢谐叙事和批判，其个体的人文精髓也不断地丧失。随着商品社会关系的泛化，反诗形式越来越成为市场交易的口水化与生命自虐的娱乐化和平庸化，从而失去了原生有效的批判作用。　　　
　　
　　本长诗在形式上，力图实践一种新诗的离骚体赋，或作为一种述歌的创新，我将思想批判与情感审美结合起来，使非诗的言说性更好地承担了社会和个人的批判抒情。如果批判就是真实的抒情，那么，对于全球物化过程中人性异化现实生态来说，不失为一种后现代抒情长诗的突破。为汉语在商品社会上的日常俗语异化，找回了人的真实情感与自我救赎途径。诗人籍此活在他的长诗生命中。这是《一个人的祖国》终于获得个人的出版机会，而迎来了网络时代自由发声的新纪元。诗人必将与祖国一起获得新生。但愿以此祈祝每一个诗人心中的祖国永远古老而又年青。
　　　　
　　
　　（附：《一个人的祖国》将在2012年春夏之交屈原祭日正式出版）　　
　　　　
　　2012-1-1于东莞农夫＋秀芳堂
　
此文转载于天一新浪博客：[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096e210100xmkj.html[/url]　
　　

刘光荣

[i=s] 本帖最后由 刘光荣 于 2012-5-9 20:34 编辑 [/i]

丰富的经历带来丰盈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