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记住苦难

刘光荣

以史为鉴，记住苦难

         ——读黄翔《野兽》想到的

        诗是生活之歌。没有生活，也就不会有诗歌；如果没有苦难的生活，也就没有深刻的诗歌。希望，给诗人奋斗的力量；痛苦，给诗人坚持的力量；磨难，给诗人坚韧的力量；压迫，给诗人反抗的力量。读了黄翔先生的《野兽》一诗，我的心中有一个深沉的声音在深处呐喊：以史为鉴吧，记住苦难！

        本诗以“野兽”为题，除了显示作者内心对时代的愤怒的反抗外，还给读者一个重要的提示，那就是诗歌主体的非人性，用野兽的天性凶猛类比时代的野蛮、无理性和诗歌主体的无穷勇气、无限战斗性。于后者，鲁迅先生在《坟·摩罗诗力说》有类似的用法：“尔时吾自觉如野兽，力与风雨电光猛虎战也。”前四句“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用平静的陈述语气，写“我”作为一个人、怎样变成一个兽的过程，感情内聚收敛，但极富爆炸力。“被追捕”、“刚捕获”、“被野兽践踏”到“践踏野兽”，这是一个身份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血与泪的过程，更是一个接受侮辱到自觉反抗的过程。“我的年代扑倒我”，“那个年代”是指“文革”开始的年代，这一句必不可少，是对社会环境的交代，我们现在称之为“十年浩劫”，正因为这一场灾难，将“人”变作“兽”。“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斜乜”就是“上下眼皮微合拢，眼珠斜着看”的意思，这几句加重了人成为兽后的非人性即兽性，其兽性更加变本加利，越发超过了作为纯粹意义的兽，这是令我们现在的人不得不深思的，人的人性哪里去了，人的理性哪里去了？“撕着”、“咬着”、“啃着”，对人之兽性反复渲染，层层加深，直至“仅剩我的骨头”。“我”对于仅剩的一根骨头，何以面对、何以堪言？是无奈、是逃避、是流泪、是屈服、是卑躬屈膝、抑或是郁郁而终？作者用最后一句诗作了义正严辞的回答——“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文学是人学，诗歌也不例外，无论艺术在反人性、非人性方面走了多远、走得有多成功，最终还得回到对人性的更高、更真、更本质的反映上来。“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页）。那么，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无疑是从兽性回到了对那个时代的控诉上来了。无疑，那是一个把“人”变作“兽”的年代，那个年代本身就是一个披着一张热血红布作体面外衣的“兽”，让许多人在感情中丧失理性甚至人性。而作者在前半部分正是对这种丧失的具体描写，也就是人兽化的过程。而兽化的人如何回归人性，如何再一次做人——那些不能回归的，将永远沦落为“兽”，成为永远的受伤者，抑或伤人者。作者最后一句，在前面铺陈叙述的基础上，感情得以爆发、得以渲泄，是点题之笔，升华主题。把这首诗的境界抬高了不止一个层次，如果没有这一句，他只是撕开一个血淋淋的伤口，让读者欣赏其中溃烂的部分。最后一句，是作者（应该说是作者这一类人）发出的时代脊梁的最强的反抗的声音。它是一种想要彻底的反抗，在反抗中，被那个年代沦为“兽”的人的人性理性的回归，也就是说这里的反抗的过程是一个回归人“自我”“本性”的过程。这种反抗与回归，在客观上起到了承担挽救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责任的作用。在反抗和回归中，至关重要的是大无畏的勇气，而在最后一句中也得以体现。直面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正是从时代的生活中来。所以，在这首诗，揭露不是主要，控诉不是主要，反抗才是主要，挽救才是主要。要挽救，而记住生活的磨难，从过去的苦难中吸取教训也就成为必须的了。

       在这首诗中，重温苦难，记住磨难，是为了以史为鉴，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附：《野兽》  原文（韩庚成    2012-12-14 17:41:44 发表于中国诗歌流派网  重读经典专栏  链接地址：[url]http://zgsglp.com/thread-106591-1-1.html[/url]）

作者：黄翔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1968年





　　

优雅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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