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独白——悼念挚友莽汉【作者：马玉良】

逝水微澜

[i=s] 本帖最后由 逝水微澜 于 2012-9-10 16:05 编辑 [/i]

【谢谢怀中，你的诗总让我感受到灵气、活力，和淡淡的感伤，这感伤是给已经过去的曾经。
无以回报，我近两年已不写诗，就回一篇纪念亡友的小文吧，那里面有我近些年思想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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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挚友莽汉的英年早逝，使我再一次真切地体悟到“人的有限性”。当然，这是一个“俄狄浦斯式”的千古命题，而古典时代的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只是
以自己关于命运话题的“独白”，具体地张显了人的这种“有限性”而已。

    我同莽汉相知相交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一种强烈的背叛意识纠缠着我们，让我们走到了一起。80年代末期以后，我尝试在思想文化史领域，
疏远几十年来形成的主流话语霸权，开始自己“生命的独白”。90年代，我走向陈寅恪，走向钱穆，采信和坚守一种了解之“同情”、“温情和敬意”
的文化本位史学立场。而莽汉则已在疏离经验的、世俗的真实后，将自己的文学引向“内心的真实”，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生命的独白”。90
年代，一大批作家，甚至包括余华这样的被誉为“鲁迅第二”的先锋作家先后从“内心的真实”退回到世俗的、经验的真实，实质上是在某种程度上放
弃了“生命独白”的话语立场和权利，而莽汉仍笃守着这块“精神的家园”。马斯洛曾说：“精神的生命……很容易为强大的文化势力剥夺，因而只有
在一个促进人的本性的文化中，它才能广泛地实现，从而得到最充分的发育。”（《人的潜能和价值》）莽汉则似乎是在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冲撞着马
斯洛的这条铁律。那时的莽汉，在我看来，犹如“一个远离人群寻寻觅觅的拾穗者”，莽汉曾说：“收割者累的是手，拾穗者累的是心。手可沦为一台
高度自动化的复印机，心却往往是不可复制的‘孤本’。貌似悠闲的拾穗者，负重则行，其负荷之重有时甚至超出了人类心力的极限。”（见莽汉著《
叩问乡关》）在1998年11月7日的《皖西日报》周末版上，我曾发短文《人在边缘，拨亮那盏诗意的灯》，企图对莽汉式的“独白”作些肤浅的剖解。

   于是，我和莽汉拥有了更广泛的话题和自己的“独白”天地，我们谈群体性文学的走向个体性文学，中国文学抒情性的限约和西方文学写实性的真谛
，谈两种真实的紧张和“内心的真实”可能达到的限度，谈陈寅恪、钱穆的诗情独白和史学独白。六安师专、老六安县委宿舍的两处蜗居小屋，常成为
我们促膝长谈的“边缘”世界。这当中，同为作家的胡传永（莽汉爱妻），常以她的才智和殷勤把我们的话题和学理探讨引向深处。清茶、淡酒、土菜
，往往就成就了我们一生难觅的“一席话”。常常是，午夜已过，莽汉夫妇送我过淠河大桥，再到师专东门，我又如此这般将他们送回河东，或者反之
。我们都感到，各自的那份“独白”，业已构成我们共同的话语空间。至今，我想起这些，仍感到莽汉和我握手犹温。

   本世纪初，我们的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莽汉夫妇移居桃花岛，我们更多了彻夜长叙的机会，所憾两家居处相距虽仅数十米，却为一道单位
墙所阻隔。这时的我，已从中国思想文化中，梳理出一条情性文化的学术进路。我以为，相异于印度、西方的宗教（神性）文化和理性文化，中国文化
从“轴心时代”始，逐渐由原始宗教文化流转为一种情性文化 。这种文化是世俗的、现象的、经验的，而不是印、西文化式的先验的、超验的。人是总
得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命总是比逻辑更重要”（罗素《寓言》），因而情性文化无疑具有着它的现世优势，它不啻是激活思想的马刺；但人又需
要超验的本体世界，“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歌德《生活与性格》）而情性本位的文化在这方面毕竟有其不足。由此而反
观以抒情为传统的中国文学，我了悟到陈寅恪先生的判悟——“中国文学缺乏真正的宗教情怀和哲理精神”——其实并非向壁虚造之语。而这，似乎也
注定了中国作家之“内心的真实”、“生命的独白”其实是很有限的。
我相信莽汉并未读到陈寅恪的上述判语，但让我感慨的是：莽汉其实已在不自觉中，相当程度地消解了陈寅恪的难题。接近和了解莽汉的朋友都知道，
21世纪以前的莽汉创作，处处渗透着一种深邃的哲理意识，或者说“书卷气”。而本世纪之初，如托尔斯泰后半生那样，我们在话语交流中，涉猎的已
多是宗教。宗教的悲天悯人之处，在于它充分意识到“人的有限性”，这在古典希腊悲剧时代的“负罪文化”（E.R.多兹语）中已显露端倪，因而超验
的追求和信仰成为必然和必要。“宗教并不限于态度、渴望、情感、思索和领悟，尽管它包含所有这些东西。但它把这些东西包括在一种被自觉接受的
生活方式之中，要服从一些被感受为来自自我之外的有约束力的要求。”（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

印象中，莽汉的名文《给上帝打个电话》也发表在这个时期，明人从中不难了悟到其超越经验生活的意味。此后便是莽汉的不幸罹病。去年7月，传来国
际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溘然谢世的消息，一时，网络上出现悼杨风潮。小凯在传奇一生的最后几年，转向了宗教，又身罹肺癌。盛年辞世的他，曾
引来“天妒英才”、“世间再无桀骜者”的一片浩叹和唏嘘。我当时闻知后，就曾感到重重的铅块在心底一沉，对挚友的忧恐已在心底隐然伏下。未成
想，未及一年，这种忧恐成为了现实。

泣血哭挚友，悲痛中我又想到陈寅恪的那句判语，想到了王小波、杨小凯这些人。其实，我以为对莽汉的悼念和理解，不能仅放在经验的 、世俗的、表
象的感知层面上，更重要的是，要像对王小波、杨小凯（杨也是个作家）那样，将他置于超验的评判天平上。我们必须从“内心的真实”、“生命的独
白”的层面上去解读这些人，并且要以艰难的咀嚼，去咬穿文化的篱笆，突破文化的阻障。我始终认为，文化不是人种学的话题，而是人类学的话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莽汉留给我们的那份珍贵的“生命的独白”，可能真的是一份“不可复制的‘孤本’”。

（原载《合肥晚报》2005年8月6日杏花村\《映山红》总第37期（2005年7月）＼莽汉遗作《给上帝打个电话》散文集《序》）

附：莽汉，本名王政（1956-2005），与妻胡传永均为六安籍知名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莽汉生前发表文学作品数百篇，先后出版作品集五部，他的动物
系列文学写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胡传永则以报告文学创作名世。[/size]

逝水微澜

编排有问题，没法弄。向来读的诗友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