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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诗究竟怎么评判?

好诗究竟怎么评判?

时东兵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给予他们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当然指的是好诗)。

       那么好诗究竟怎么评判?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英国剑桥大学瑞恰兹教授曾做过实验,把诗的作者隐去,让学生说出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诗,结果,一首坏诗,竟被多数学生选为“好诗”,在我的诗歌美学课上也有这样情况,学生在对诗发表意见时,往往把好诗说坏了,坏诗又说好了,这种偏差不是个别现象。比较劣诗可知,好诗应浑然天成,往往循着美丽的诗意,寻觅自己的心灵的归宿。我们读惠特曼的《草叶集》,一股田园风扑面而来,惠特曼相信,幸福的生活是简单的,优秀的诗歌语言总是自然的。“诗者,天地之心”天地山川巨变,万物草木生长,人与自然合力,凝聚成诗。陆机在《文赋》中说“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壮阔天地,辽远历史,那种感动就会产生诗意,表现出来就是诗歌:“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法国印象派诗人瓦雷里在为梁宗岱《法译陶诗选》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试看陶潜如何观自然,他将自己融进去,参与进去,……有时像情人,有时像多少带点微笑的智者”。

       中国诗歌以及文学走向是读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由于共同信仰的破灭,文坛在价值取向和精神走向上发生了深刻的分化,一种 “共同话语”的世界不复存在了,代之以“由统识、共识到个识”、“多元共生”的格局,一个 “众语喧哗”、“上帝死了”群雄争霸的时代,呈现出精神上互相背反、深刻分裂的两级趋势:一边是对社会错乱的忧患和责任,一边又对个人低下欲望的任意放纵;一边对现实和未来的疑虑,一边又是精神上的沉沦与迷醉……不一而足。大众对文学的要求是两方面兼顾。一方面,要正视它的精神走向的多向度,这样的多向度是一种必然现象,是生命自由的需要,对于文学创作至关重要的,应该给诗人以充分的选择自由,包括意识形态上的选择自由等,不过这种自由应以不损害整体利益,特别是不损害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并在总体上应该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现实中读者看到更多的是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提倡文学家应该有文化自觉,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文学总体上应该有益于陶冶人的性灵,提高人的精神文化素质。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教化、认知、审美、娱兴消闲……不同的读者,从中寻求某一方面的精神补偿。百花齐放的花园,展现的是春天的美丽,而没有鸡毛的鸡,白天泄粪,夜晚孵“诗”,说出来痛快,排出去舒畅,岂有好诗?

       坏诗是各式各样的,好诗一定有相同的特质。劳·坡林在《怎样欣赏英美诗歌》中写道:“伟大的诗引起人的全部反应——包括他的感受、想象、感情、智力;它所触动的不只是人的天性的一两个方面。伟大的诗不只给人带来快感,把他引入新的天地里,已忘记的、很重要的洞见里,人类体验的本质里,伟大的诗歌能使读者更为广阔、更深邃地理解生活,理解他的同类,理解他自己;……它使人认识人性的复杂性,认识作为人生经验特征的悲剧与遭遇、激动与欢乐的复杂性。”任何好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金瓶梅》和《红楼梦》比较,并不在于其不犀利,不鞭挞现实,而在于其缺少作为文学应有之义的人性理想的关照,这恰恰是人性关怀对生命敬畏的文学价值所在。因此,好诗的必备条件总体上说只有两点,从主体上说,好诗必须是内涵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即思想与情感的内核,必须与意象、情境、节奏、语言及形式的和谐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统一体。另一方面,从客体上说,给读者带来新的感受,包括新的发现、新的构思角度和语言风格等。

       因此,诗歌是最精致的语言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艺术是在“语言刀刃”上的舞蹈。“诗歌从语言开始”、“诗到语言为止”,语言成了诗的目的与归宿。蒙胧诗精致华美的语言,或浓丽或含蓄,总好像与平民的生命意义隔着一层;而另一些诗人则选择走口语化的道路,像呼吸一样自然,如流水一样轻松,这种口语化的诗极端推崇语感,即用语言自动呈现一种生命的感觉状态,注满诗人内在生命节奏的有意味的形式,是诗人对生命方式、形态的原初体验的呈现。但往往会滑向另一端,过于松散、过度放纵,堕落成与日常生活语言毫无区别,甚至更龌龊、更下流的“垃圾派”、“下半身”的口水诗。诗歌对语言及形式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而不是简单地从外国诗歌当中寻找标签,这样生搬硬套的所谓创作,导致晦涩难懂、诘屈聱牙。“你生活在这个时代,却呼吸着另外的空气”,某些作品的西化现象实在太严重了,几乎抹煞了现实日常生活中诗意的存在。当我们年轻诗人向梭罗的《瓦尔登湖》一再顶礼膜拜时,而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却表达了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哲人的向往。诗不但要求书写出来,还要能够以适当的方式解读出来,这种书写和解读是诗的题中之意,否则诗就不能成其为诗。

       一方面,一些盲目乐观的诗人、诗评家认为当今诗坛呈现繁荣景象,另一方面,读者却很难读到喜闻乐见的诗作,那些歪诗、劣诗甚至非诗大量充斥着诗歌报刊,连写诗的人自己也很少读别人的诗,读者更是“敬”而远之,大众鄙视那些写诗的人自吹自擂,看似诗歌满天飞,诗人遍地走的虚假繁荣,造成了巨大的诗坛泡沫。然而,这种表面繁荣实则泡沫的现象,又岂止是诗坛一家,当今诗坛固然没有李白、杜甫,文坛难道就有苏东坡吗?书坛就有王羲之吗?画坛就有八大山人吗?诗坛、文坛乃至艺坛存在经典失效、批评失语、刊物失职、文人失德的现象,实在令人痛惜!即使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意味着中国文学艺术界存在的问题就会自行消失。

       那么,今天诗歌为什么会衰落呢?不要一味埋怨“市场霸权”,因为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中国特有的境遇。从世界范围看,恰好是市场经济的国家产生了许多杰出诗人。当代诗坛从来都不是一片宁静的乐土。诗坛山头林立、流派泛滥成灾,却没有与山并肩而立的作品,没有与流派相提并论的诗歌,喧闹过后只剩下一片荒芜。因此,任何文学艺术的创作,都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文化功底和追求艺术的价值,以及贴近大众的亲和力、接地气的创作灵感。无论诗歌创作的门槛高低与否,诗人最终以作品优劣来评判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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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年轻诗人向梭罗的《瓦尔登湖》一再顶礼膜拜时,而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却表达了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哲人的向往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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