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牛汉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牛汉

吴思敬

对牛汉的研究，早在１９５１年初，胡风在《新观察》上发表《祝福祖国，祝福人民！》这篇评论就开始了，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这一研究刚开了个头，便随着牛汉被打入另类而戛然中断。到了新时期，随着牛汉的复出，随着牛汉诗歌对读者心灵的冲击和他在诗坛上展现的老而弥坚的独特个性，牛汉越来越赢得不同层次读者的喜爱，牛汉研究也渐成热点。报刊上不断出现介绍和研究牛汉的文章和专访，当代文学史上有牛汉的专节，牛汉的诗歌进入了中学课本，也进入了高校中文系的课堂，不少研究生以牛汉作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对象，２００３年４月还召开了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有众多有影响的诗人和评论家参加的“牛汉诗歌创作研讨会”，这一切标志着在诗歌研究领域中一股牛汉研究热正在形成。与某些畅销书作家或热潮诗人不同，这股牛汉研究的热潮不温不火，没有人刻意营造，也没有轰动效应，但越是这样，也许就越会在文学史和诗歌研究领域持续下去。

面对这股方兴未艾的牛汉研究热潮，人们也许要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学者不约而同地研究起牛汉？

一般说来，一位学者选择一位什么样的诗人进行研究，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诸如学者对这位诗人是否有兴趣，与诗人的经历、气质是否相通，掌握相关资料是否充分等等，不过最根本的还是基于在一定的历史与文化环境下对这位诗人品格与诗作价值的判断。就牛汉而言，尽管他从不张扬，也从不为自己造势，却以他刚正不阿的为人和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诗作赢得了当今学界的关注。

研究牛汉，是由于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人品与诗品达到完美统一的诗人。

中国古代诗论，历来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所谓“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①　不过，这样一种境界，不是谁都能达到的；而诗品与人品不一致的现象，文学史上倒是屡见不鲜。元遗山的《论诗绝句》有这样一首：“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首诗是评论西晋诗人潘岳的。潘岳，字安仁，他曾写过《闲居赋》，把自己描绘成恬淡高洁、与世无争的君子，称得上是“高情千古”了。实际呢，他却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晋惠帝时，贾谧依仗贾皇后的势力，仗势欺人，权倾一时。潘岳谄事贾谧，每遇到贾谧的车辆过来，便下跪叩头，直到贾谧车尾的尘土消失才起身。潘岳式的人物在诗坛并非孤例，直到今天，我们也不难寻觅到他们的影子。面对诗品与人品关系的种种复杂情况，以致于卞之琳先生要说：“做人第一，做诗第二。诗成以后，却只能就诗论诗，不应以人论诗。”②　尽管卞之琳先生的批评原则有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可是我还是固执地笃信诗品与人品的统一，我对那些人品与诗品俱佳的诗人更怀有十二分的崇敬。因为这样的诗人不光作品动人，他们本人其实就是一首美丽的诗。

让我们听听牛汉的自白：

诗人们，朋友们，谈我的诗，须谈谈我这个人。我的诗和我这个人，可以说是同体共生的。没有我，没有我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就没有我的诗。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如果没有我的诗，我的生命将气息奄奄，如果没有我的人生，我的诗也将平淡无奇。……

如果没有碰到诗，或者说，诗没有找寻到我，我多半早已被厄运吞没，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诗在拯救我的同时，也找到了它自己的一个真身（诗至少有一千个自己）。于是，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③

　　这段话，既体现了牛汉对诗品与人品关系的透彻理解，也是他做人与做诗原则的真诚表述。

牛汉写过一首题为《汗血马》的诗。汗血马是传说中的奇异而珍贵的马，它的奇异在于“血管与汗腺相通”，它的珍贵在于“它只向前飞奔／浑身蒸腾出彤云似的血气……／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筋骨还能飞奔一千里”。牛汉对这种“汗血精神”心向往之，所以才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汗血斋”。他说：“我只能不歇地奔跑，不徘徊和不停顿，直到像汗血马那样耗尽了汗血而死。这也可以说就是我这个人和我的诗的性格吧！”④　可见“汗血马”不只是诗人神奇的艺术想象的结晶，更是诗人崇高的人生理想的写照。

诗人的一生是与苦难相伴的一生。苦难摧残了他的身体，却没能瓦解他的斗志、扭曲他的灵魂。这是因为在苦难的日子里，有诗相伴，如他所言：“在这多灾多难的人类世界上，我……经历过战争，流亡，饥饿，以及几次的被囚禁，从事过种地，拉平板车，杀猪，宰牛等繁重的劳动。直到现在，心神都没有真正轻松下来，冲出使我陷入其中的历史阴影。幸亏世界上有神圣的诗，使我的命运才出现了生机，消解了心中的一些晦气和块垒。”⑤　牛汉作为诗人的特殊价值就在于，一般人只是在承受苦难、咀嚼苦难，而牛汉在承受苦难、咀嚼苦难的同时，却能把苦难升华为诗的美。１９７２年在咸宁“五七”干校，诗人写过一首诗《半棵树》，据诗人说是看到冯雪峰削瘦的形象受触发而写的——

　　　　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

　　　　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

　　　　像一个人

　　　　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

　　　　侧着身子挺立着

　　　　

　　　　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从树尖到树根

　　　　齐楂楂劈掉了半边

　　　　春天来到的时候

　　　　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

　　　　长满了青青的枝叶

　　　　

　　　　半棵树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

　　　　人们说

　　　　雷电还要来劈它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

毫无疑问，这株遭受雷击却傲然挺立的半棵树，不只是冯雪峰命运的写照，同样也是诗人的自我形象，它渗透着诗人的身世之感：受尽摧残，但宁折不弯。令人震撼的是它的结尾：“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这不止是宿命的宣告，更是带血的预言。

苦难不止激发了诗人的情感，同时影响了他认识世界与感觉世界的方式：“我以为我比别人还多了一种感觉器官，这器官就是我的骨头，以及皮肤上心灵上的伤疤。……伤疤形成的皮肉虽有点畸形，却异常的细嫩，它生有百倍于正常皮肉的神经和记忆。……我只能用伤疤的感觉去感觉世界，……甚至可以说，没有伤疤和痛苦也就没有我的诗。”⑥　一般人观察草木，多会被美丽的花冠或婆娑的枝叶所吸引，然而牛汉所关注的却是一般人所忽略的草木的根；一般人观看动物园中的老虎，会专注于老虎的斑斓的面孔与威严的步态，然而牛汉关注的却是水泥墙壁上一道道的血痕和那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一般人只看到原野上麂子在自由自在地奔跑，诗人却发现了那瞄准麂子的猎人的枪口……诗人这种独特的发现，已不是一般作家所提的观察要细致、要全面等所能解释的了。它来源于牛汉的苦难的人生历程和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正由于牛汉是透过伤疤去感觉世界，他的诗歌才有了粗犷的背景，独特的视域，油画般的色泽，以及介于梦境与现实间的美妙意境。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牛汉（下）

研究牛汉，是由于牛汉有一种大气魄，他的刚正不阿与勇于抗争为缺钙的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种精神榜样。

牛汉受难的时代，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最屈辱、处境最卑微的时代。在一个舆论一律，缺乏思想自由，消解个人意志的时代，能够坚持自己高洁的人生理想，葆有一种刚正不阿的品格，历尽磨难，“虽九死其犹未悔”，那该是多么的难得！

牛汉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诗人。他的人格，光彩照人。牛汉身上充满了博大的爱——对亲人的爱，对祖国的爱，对民族的爱。他说：“我们这一代人，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民族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血肉相连，不可分的。直到现在，我依然如此。我依然爱我的国家，爱我的民族！有人劝我到国外去，我不去！我曾经劝北岛，不要到外国去。即使受到误解，屈辱，甚至打击，在苦难的生涯中流汗流血，仍然坚定地留在祖国，不出去！”⑦正是对祖国、对人民爱之愈深，对损害祖国与人民的行为才会产生强烈的愤怒。“愤怒出诗人”，愤怒，其实也正是基于一种爱。

牛汉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有的是一副铮铮铁骨，一腔凛然正气。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４日，牛汉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比胡风的被捕还要早两天。此时，他尽管丧失了人身自由，却仍然葆有一颗高傲的心灵。被捕后，面对三天不让睡觉的审讯，他把桌子都掀了。当他发现专案人员让他签字的材料是他们事先准备好了的“加了馅的材料”，他公开声明，“不但这次我不承认，以前的签了字的我都不承认。”⑧　对照牛汉，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违心“认罪”的软骨病患者，能不为之汗颜？

牛汉的人格力量，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他在苦难来临，在许多人精神被摧毁的时候，依然保持了昂扬的斗志，他找到了自己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态，也找到了与这个时代对抗的一种手段，那就是诗。牛汉曾在《改不掉的习惯》一诗中，引述过聂鲁达所讲的一个多年遭难的诗人的悲伤的习惯：　“出门时／常常忘记带钥匙／多少年／他没有自己的门／／睡觉时／常常忘记关灯／多少年他没有摸过开关／夜里总睡在燥热的灯光下／／遇到朋友／常常想不到伸出自己的手／多少年／他没有握过别人的手／／他想写的诗／总忘记写在稿纸上／多少年来／他没有笔没有纸／每一行诗／只默默地／刻记在心里”。这样的情景，恰恰是牛汉切身遭遇的写照。请看这段牛汉狱中生活的自述：“夏天我天天睡在床上，穿蓝衣服的兵看着我。我的床上方开着一百度的灯，夏天就这么睡。后来我用衣服把灯泡遮起来，他们又挑下来。他们大概一两个钟头换一次岗。开着一百度的灯，就这么折磨我。”⑨　在这首诗的结尾牛汉说：“我认识这个诗人”，岂止是认识，这位改不掉许多悲伤习惯的诗人，不也正是诗人自己吗？这样的肉体折磨，这样的心灵痛苦，放到一般人身上，也许早就被压垮了。但是牛汉却以巨大的勇气直面苦难，并把这种苦难熔铸进自己的诗篇。牛汉曾这样分析过自己：“我在严酷的人生途程中，由于种种沉重的负担，每跨进一步都必须得战胜使生命陷落的危险，事实上我已很难从命运的底层升上来了。正因为沉重地被深深陷入人生，我反而能承受住埋没的重压，并从中领悟到伟大的智慧和灵感。”⑩　同为“胡风分子”的诗人绿原，曾这样描述接受劳动改造时的牛汉：“他拉了一天装载千斤以上的板车，或者扛了一天每袋一百多斤的稻谷，回来总要气咻咻地告诉我，他今天又寻找了，或者发现了，或者捕捉了一首什么样什么样的诗。”⑾　在咸宁干校五年的噩梦般的日子里，诗人精神与肉体倍受压抑，写诗则成了诗人对抗不公正的命运的一种手段。诗人的肉体生活在封闭、狭窄的物理空间，但诗人的心灵却可以在广阔的心理时空中自由翱翔。牛汉在新时期发表的代表性作品，如《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鹰的诞生》等，全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这印证了牛汉对胡风说过的话：“只有一个人能有力量拥抱和热爱了整个历史，那么他就有力量把这个历史的热力和性格在个人的感受上激发出来。我将慢慢地锻炼自己这种大的气魄。”⑿　当说这句话的时候，牛汉还是个不足三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正是通过炼狱的磨练，才真正形成了牛汉人格与诗作的大气魄。

牛汉不仅在备饱受磨难时是硬汉，到了新时期，牛汉的地位变了，成为备受尊重的诗人，但他依然表现了正直不阿的个性。面对文艺界某些人的长官意志，他敢于公开抵制；对社会上以及文艺界的不良现象，他敢于进行鞭辟入里的批评；在面临改革还是倒退的时候，他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一切对充斥了市侩作风的文艺界，无疑是最好的针砭。

　　研究牛汉，还由于他始终葆有一颗童心，始终与青年诗人心灵相通。

在２００３年４月在河北廊坊召开的“牛汉诗歌创作研讨会”上，我在发言中曾引用了牛汉的《抄诗与背诗》：

我的个子很高

眼睛近视，

深深地弯着腰，

观看贴在泥墙上的诗。

没有打招呼，

有人把笔记本，

也许是一张薄薄的纸片，

轻轻地放在我的背上。

我的背部很厚很宽

扛过沉重的屈辱和苦难，

可从来没有背负过一行诗。

虔诚地弯着腰身，

耐心地屏住呼吸，

一动不动，我觉得

抄诗人的手在微微颤抖

很烫很烫

诗，很沉很沉……

抄诗的人一定哭了，

有热泪滴在我的背上。

真想回过头来

看一眼抄诗的人！

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如果说那“抄诗的人”代表着年轻一代的诗歌爱好者，那么，这“背诗的人”便是诗人牛汉的自我写照。为了诗的未来，诗人俯下身来，甘做年轻人起跳的踏脚石。

事实上，也正像这幅画面所表示的，已经数不清有多少青年诗人在成长中得到过牛汉的温暖关怀了。１９８７年初春，四川泸州沙湾乡的一个叫白连春的年轻人，由于写了一首关于水的诗，被看不懂的老师说成是“神经病”，后又因家庭矛盾被赶出家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曾投长江自尽，幸被人救起。在这种极为困窘的情况下，他得到了诗人牛汉的来信，这位年轻人动情地写道：“从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里就照耀进了阳光。从那一刻开始，光头赤脚穿着无数补丁的单薄衣服的我就一点儿也不冷了。随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在煤油灯下阅读这封信，尤其是在寒冷和饥饿的夜晚，这封信就放在我的枕头边上。牛汉老师又陆陆续续给我写过一些信来，大约有十多近二十封吧。这些信成了我活下来的精神支柱。”⒀　如今白连春已经在“２１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中出了诗集，他的小说也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不是牛汉那封来信，一个有作为的年轻诗人很可能就夭折了。有过这种幸运的，当然不止白连春一人。

我们也不能忘怀，在当代老诗人中，正是牛汉给了由“朦胧诗”到“新生代”这一批批的青年诗人最有力的支持与关怀。牛汉与北岛、江河、顾城、芒克、林莽等朦胧诗人有着忘年交。他说：“这是一群很有见解，很固执，很坚定，很了不起的诗人。在‘朦胧诗’队伍里，我最欣赏北岛，我们的诗风有接近之处，性格也比较相似。我与北岛是忘年的好朋友，北岛从不叫我前辈，只称呼我为伯伯，我也从未觉得比他高一辈……我和北岛在‘四人帮’垮台后就来往了，北岛几乎每个礼拜到我家里谈诗，他写的最早的诗歌我全看过，《今天》的头两期原稿我都看了，我是《今天》最早的忠实的见证人。”⒁　牛汉还写过一首诗《追念一位幻灭已久的诗人——一个真实的故事》，回忆与一位青年诗人的交往：

有一年我和一位年轻的诗人相遇，

他瞪大了美丽的眼睛对我说：

“你为什么要长这么高大？

我长得很小因此比你活得安全。”

隔两年又见到了这位瘦小的诗人，

他对我说：“看见你就想到石头，

你是一块又大又粗的石头。”

我说：“真希望能变成一块石头，

我的性格正缺乏石头的坚硬和沉默。”

在一片秋天的郊野上又遇到了他，

他说：“石兄，见到你真难。”

我说：“小东西，见到你更难。”

他说：“我们在世界上必须相互寻找相互呼唤。”

我说：“找我容易而找你太难，

因为我裸露着，你总在躲藏。”

最后在一条小胡同里碰到了他，

他忧伤地说，他一直在人世间逃难。

我说他可以躲藏在我这块大石头后面。

他说，他不能跟我一起裸露在危险的阳光下，

他说，希望我变成一颗天上的星：会飞的石头。

从此再没有见到这位灵慧的诗人，

听说他躲藏到一个遥远的海岛上，

已经梦一般幻灭了好久好久。

真想告诉他我这块石头在地下生了根，

他说过有根的生命迟早能开花，我相信，

而他自己却在漂浮中永远沉没。

这首诗所写的年轻的、灵慧的诗人就是顾城。从中可以看出牛汉在与顾城的平等交往和碰撞中，所展示出的人格力量。他欣赏顾城的才华，但对顾城的躲避阳光、消极厌世也给予了有力的针砭。

继朦胧诗人之后，“第三代”诗人登上诗坛的时候，引起了阵阵的喧哗与骚动，对这些更年轻的探索者，不仅有更多的人怀疑与不解，就连当初为朦胧诗辩护的新潮诗论家也大多处于失语状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牛汉敏锐地感觉到这些年轻的诗人探索的价值。在１９８５冬天，《文艺报》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牛汉第一次谈到了这个诗歌创作领域出现的现象，称之为“新生代”。紧接着，在《中国》１９８６年第３期上，牛汉发表了《诗的新生代》一文，热情澎湃地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诗的时间概念是飞速的。今天这一代新诗人，不是十个、八个、几十个（像“五四”白话诗时期和“四五”运动之后那一段时期），而是成百上千的奔涌进了坑坑洼洼的诗歌领域。即使头脑迟纯的人也会承认这是我国新诗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势态。”牛汉认为，“新生代”，是新生的一代，它不是流派的名字，是一个历史现象，诗歌创作领域出现的新现象。牛汉对新生代诗人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述：“我决不是说这些新生代的诗人一出现就是成熟的，但是他们创作的起点高却是事实。……他们成长很快，不断地吸收，不断地超越。这种优势不是突然降临的。仔细想一想，他们的成长无疑地与几十年来我国新诗的战斗业绩有血缘的关系，特别是与他们最近的上一代诗人有着联系。他们尊敬过去，但决不膜拜。不断地探索、超越、发现，正是我国的新诗传统精神。但是，他们毕竟是新生的一代诗人，对于人生的理解，对于艺术的探索，还没有经历过多少苦难与折磨。就创作本身来说，也须进一步苦苦地追求，否则无法取得新的突破和发现。”⒂　牛汉在热情地肯定了新生代诗人探索的同时，也善意地指出了新生代诗人创作的不足，引导他们走向创作的自觉和成熟。在写出此文近二十年以后，当年的新生代诗人也已进入了不惑之年，再看看牛汉当年的论述，我们不能不为老诗人的拳拳之心而感动。

当然，研究牛汉，不同的学者还会谈出种种不同的理由。牛汉是丰富的，也是不可重复的。从青年到老年，不管是人生的逆境还是顺境，他始终挚爱的是诗，他以旺盛的写作冲动和不懈的艺术追求，为我们的时代奉献了一批批的诗歌精品。他是一棵常青的世纪之树。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对牛汉的研究只能算是个序幕，在新的世纪里，牛汉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牛汉研究将是新诗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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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增：《而庵诗话》第二十一。

　　②卞之琳：《徐志摩诗重读志感》，见《人与诗·忆旧说新》，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９页。

　　③④⑤⑥牛汉：《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见《中华散文珍藏本·牛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７０－１７４页。

　　⑦牛汉：《我仍在跋涉——在“牛汉诗歌创作研讨会”结束时的答谢辞》，见《诗探索》２００３年第３－４辑。

⑧⑨《牛汉先生关于人生与诗歌的答问》，《诗探索》１９９９年第２辑。

⑩牛汉：《〈三危山下一片梦境〉后记》，见《牛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８４－３８５页。

　　⑾绿原：

⑿牛汉：《致胡风》（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９日），见《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７页。

⒀白连春：《一个文学青年眼中的牛汉》，《北京文学》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⒁孙晓娅：《跋涉的梦游者——牛汉诗歌研究》，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３月版，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⒂牛汉：《诗的新生代——读稿随想》，见《梦游人说诗》，华文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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