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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晚明的意义——文化哲学的思考与追溯



“晚明这短短数十年，一方面是从宋明道学转向清代朴学的枢纽，另一方面又是中西两方文化接触的开端。其内容则先之以王门诸子的道学革新运动，继之以东林派的反狂禅运动，而佛学，西学，古学，错织于其间” 17 。这幕热闹生动的“思想史剧”自“五四”起就成为论者关注的热点，晚明被看作是颇具独立精神的时代，晚明文学亦随之大受青睐，作为晚明思想重要载体的晚明诗歌记录了这个充满生气的时期，成为明诗中最受宠爱的部分。迥异于传统的文化特质使晚明有着超越时代的魅力，而对这种前现代思想的学理追溯则必须指向更早时期 18 的学统突破与政治思路的转变。



晚明的斑斓驳杂，就其最深刻的意义而言，实是导源于学术思想主潮的裂变。有明一代，“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明史·儒林传》）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 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示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 （《明儒学案》） 。明初的崇古隆礼，八股取士在奠定理学立国之基调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导致了寓理于礼的操作取向，当原本抽象的理学作为治国之本依托于具体的政治建设时，便不由自主地成为文官制度下的政绩风向标。政事的兴废成为检验理学的主要标准，政事的日趋腐败引起了士子们对理学的怀疑，从陈白沙“自然真乐”的尝试探索到王阳明“致良知”的体系构建，心学成为取代理学的学术新主潮。学术思想是社会心态的深层底蕴，更是维系一代士风的精神信念。由理学而心学的意义不仅是哲学的突破，更是心灵的革命。虽开一代风气之先，陈白沙与王阳明毕竟是儒家身份下的思想家，在作为象征符号的诗歌中体现自己的哲学思考成为他们最自然的选择。于诗而言，被用作其哲学理念的载体并非幸事，但心学中强烈的个体主观意识唤起了理学压抑下的诗性复归，由之直接化入“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鸢飞鱼跃”的清灵诗境，不着痕迹的语言超越在诗意画境中完成了哲学思辨的升华，“悟到鸢鱼飞跃处，工夫原不在陈编”。陈白沙于“竹杪风轻瓦雀哀，葛巾萧散步阶苔”的自然淡泊中体悟“放怀自对溪花笑” （《对酒》） 的真乐。王阳明则于“潜鱼水底传心诀， 鸟枝头说道真” （《碧霞池夜坐》） ，“正须闭口林中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次乐子仁韵送别》） 中独致良知。需要指出的是，在心学诗思开启晚明诗歌中求趣尚真的性灵思潮的同时，援理入诗的随意亦导致了晚明诗歌中的浮滑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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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训练下的明代从政者大都有着相同的思维方式和办事惯例，诗文酬唱中充满了圆熟与平庸，几无个性可言，改革首辅张居正和敢骂皇帝的海瑞却在诗文中毫不掩饰地展现着自己的个性，同为嘉靖进士，同于万历朝去世的张居正和海瑞虽个性不同，却同有着对明帝国的赤胆忠诚与对时政的关注焦虑。“当年万马尽腾空，就中紫骝尤最雄。战罢不知身着箭，飞来祗觉足生风” （《枣骝》） ，堪为“临危忧困不爱死”的政治家张居正不顾毁誉，一力改革之写照。海瑞《谒先师顾洞阳公祠》称:“志矢回天曾叩马，功同浴日再批鳞。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在对老师的褒奖中显然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张居正《暮宿田家》曰:“世儒贵苛礼，文缛意则凉。大美不俟和，素质本无章”。海瑞《教约》则称:“文也者所以写吾之意也……今一生读书作文，于家国身心无毫毛补益，谓之何哉?昔之评诗者曰: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愚于此亦云……纵极词华亦加扑戒”，与王安石一样，崇尚质朴实际是其政治理念在诗文取向上的体现。无论是张居正的变法实践还是海瑞的复古思路，所体现的都是他们对时下局势的思考与应对，张居正言:“小儒曲士自守一节，又乌可以谈尺寸之外哉”。海瑞认为“儒者迂远而阔于事情，无所用之”，政治家务实尚质的关注视角显然是直指当世，其对儒者的轻蔑所体现的正是政治思路的转变，同时亦隐然开启了对明初以来复古思路的反思。作为政府形象的张居正甚至对逾越礼法者作诗咏赞，其《咏七贤·序》称:“今之论七贤者，徒观其沉酣恣放，哺啜糟漓，便谓有累名教，胎祸晋室，此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独持绳墨之末议，不知良工之独苦也”，其中当然有改革者的孤独寄寓，但其“芝兰当路，不得不除”的荡决气度更可作为晚明思潮之政治先导。



“古典主义，不须进一步说明，即可知其现在及过去都表现了压制力量。古典主义是专治政治的聪明配对。它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帝王时代都是如此” 19 。明代的复古自然也是一种古典主义，“在文学史上，凡是 一个上升阶级的思想世界与一个衰亡阶级的思想世界发生冲突的时候，前者在向后者进行冲击时，经常是用真实和自然作为战斗的口号……而一个上升阶级在生活的需求和力量中越来越喷涌而出时，它就越来越猛烈地摆脱所有的束缚。这个阶级能够和要求生活的，就是自然和真实” 20 。虽然我们无法将明代的各类思想一一标明阶级身份，但与专制相配的古典主义的无疑是属于“衰亡阶级的思想”的，而徐渭、汤显祖等则是可以纳入“上升阶级”范畴的艺术家。徐渭的重“本色”，汤显祖的尊“情”是他们以人格自由对抗古典主义的口号，亦是他们艺术实际的指导思路。然而，当二人在自身都不深以为然的艺术载体中淋漓尽致地贯彻这一艺术精神时，却始终无法彻底解决传统文体与时代精神间的本质裂痕，尽管有强烈的诗文名世意识，两位明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却没有成为明代最出色的诗人，二人诗集中最为出色的部分是只那些清新可人的小诗，这些虽可说是自然与真实的贯彻，但终究还是古典主义曾有过的视角，而晚明思潮下的诗歌传统似乎也只能在这条思路中延续。



总体来看，作为文化转型期的晚明不像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如前所述，明代文化必须解决异族统治所带来的文明冲击，在元代，士人地位全面下移，造成知识文化的的社会普及和雅俗文化的大融合，文人的参与推动了俗文学的繁荣，当明代文人地位恢复时，已经进入文人世界的俗文学却不能切割，文人传奇、文人小说、案头剧可以从文体上消解雅俗的冲突，但俗文学中的纵情任性，已经与游牧文明中的蔑视礼法相互融合，在文化中形成一种强大的尚情特质，明代文化必须接纳这一特质才能走向成熟，恢复汉统的激情可以推迟却不能阻止这个接纳，所以在晚明出现了这场浩浩荡荡的性情思潮，而传统文化亦由此走向了成熟后的终结。但明诗却无法担任这一思潮中的弄潮儿，萎缩的文学生态下的成熟文体必须让位给蓬勃兴起的新文体——小说与戏曲，这是历史的选择，尽管不一定是文学史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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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学与心学



言及明代，理学与心学自然是躲不过的话题，就文学发展而言，一般的看法是理学抑制，心学推动。这个论断虽然有些简单武断，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进入统治意识的理学思想与科举相结合，对士人思维、心态进行强制性的规范，这自然会扼杀性灵;心学，尤其是王学左派，作为一定程度上对理学的反动，自会冲破理学的篱藩，解放思想，开拓一片新天地，文学也随之出现新的气象。需要注意的是，理学与心学同源异流，除了彼此反动的一面外，二者还有互补的一面，理学为士子规定了外在的行为规范，心学则是要让本心成为道德的主体，其实是要把外部所强加的伦理原则转变为自身先天的素质，以减轻实践的难度，二者的根本目的都是要依赖圣人学说，建立一种天下之“道”，以作为永恒的伦理法则和士人精神。并以之为标准塑造一种士人品格，以走出文字狱的阴影，对抗社会中的利欲狂潮。“诗言志”与“诗如其人”是传统诗学的两大原则，人品远比诗品重要，在明诗已经失去独立品格的情况下，理学与心学竭力保持着士人的独立品格，以诗歌主体的尊严维护着诗人个体的尊严。明代绝不乏敢死谏的臣士，他们的诗虽然不佳，但掷地有声的气节却蕴涵其中;明代亦不乏游戏人生的文士，他们的诗虽多流滑，但睥睨王侯的潇洒却流荡其间，正因他们分别在理学与心学中找到了自己的独立人格，诗歌传统才得以延续。明代文人心态是明代文化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明诗虽然不济，但亦从一个侧面记录了这道景色，其中自然留下不少精彩。



需要指出的是，当明代复古思维以理学 姿态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出现时，以读书稽古为特征的古学则是其在民间学术中的繁衍模式。杨慎、陈耀文、胡应麟、焦 、陈第、方以智等读书博古，崇尚考据，即在心宗盛行的时代，古学一线仍不绝如缕，而“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征，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者” （《四库全书总目》） 。方以智博采三教西学，集古学之大成，开朴学之先河，实为明代学术之殿军。方氏“性好为诗歌，悼挽钟、谭，追复骚雅，殊自任也” （方以智《又寄尔公书》，《稽古堂文集》卷二） 。“乐府古诗，磊落?崎，五律亦无浮响，卓然名家”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九） 。《博依集》、《流离草》自是以智传奇一生之写照，而最足以凸现这位学术集成者对一代诗歌的文化思考当是方氏的诗学关注。方氏平论明诗各派，皆切中流弊而不隐其善，其言“法娴矣，词赡矣，无复怀抱，使人兴感，是平熟之土偶耳。仿唐溯汉，作相似语，是优孟之衣冠耳”，“词与意，皆边也。素心不俗，感物造端，存乎其人，千载如见者，中也” （方以智《诗说》） 。法、词、意不过是诗之边缘，纵工好，亦不过土偶衣冠，可亘古存见其人的“怀抱”、“素心”方是诗之核心。中边之喻体现了这位古代科学家的物理思辨，而可使人千载感兴的“怀抱”“素心”的人文指向显然不仅仅是个人情志，所谓“尽古今皆比兴也，尽古今皆诗也;存乎其人，乃为妙叶”。“尽古今”的终极关怀正是钱牧斋之“天地世运，阴阳剥复之微”的根柢所在，有明诗学，于斯可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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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诗与明诗学研究的误区与可取的思路



在“一代有一代文学”的思路与进化论思想所构建的文学史视野中，近三百年的明诗始终处于最被冷落的边缘地带;在文学是反映现实的语言艺术的现代定义与艺术审美判断所界定的价值取向中，作为唐诗盆景的明诗是分量最轻的一份文学遗产。微薄的文学史价值决定了明诗研究的冷落，而这正是明诗研究的最大误区。《全明诗》自是千秋功业，但如此浩大的工程实非数人数年可以完成，编撰者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可想而知，而依赖单一的文献价值是很难唤起全部编撰者持续攻坚的热情与精力投入的，工程进展自不免会拖滞迟缓。重新思考明诗的价值是走出误区的捷径，而引进文学生态意识进而开掘明诗的文化、思想、社会、心理等多层次意义应该是可取的思路。作为正统文体的明诗堪为有明一代思想文化之实录，在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定位明诗，在明诗的考索中把握明代史实背后的人文脉络，则是对传统诗史互证之思路的延伸拓展;作为雅文学正宗的诗歌在以小说、戏曲、民歌为主体构成的明代通俗文学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雅、俗文学交锋中，士大夫表面态度与实际取舍背后的心态考察;作为士子身份象征的诗歌如何与作为文人雅兴标志的书画艺术统一在明代文士的身上，不同艺术形式间审美取向的差异如何体现特殊际遇下的明代文士对矛盾与困惑的心灵宣泄。还需注意的就是要打破明诗与明诗学研究中单线孤立的状态，“文艺运动加作家作品论”的文学史模式虽然纳入了明诗与明诗学中的诸多论争，但现象描述后的简单叠加却使得明诗与明诗学仍是两线并行。然而，明代诗学是在明诗创作的论争与思考中繁衍演进的，两者相互交叉，彼此影响，表象吻合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思维背反:“时文之学，有害于诗，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贯之理”，明诗学中的相当部分与八股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复古与俗化是明代文化中的两股主潮，复古的诗学主张中始终有尊情的倾向，乃至有“真诗在民间”的口号，性灵诗学的背后是在狂放、消沉间徘徊的雅、俗人格;明 代的各类诗歌选本是明人诗学观念的重要体现，而这些作为明代诗学实践的选本之间又有着无数的重叠与矛盾，在明诗与明诗学的交叉演进中充满了复古与纵情的背反，心与性的背反，还原生态、交叉解读应该是一条可取的思路。从许多学者在这些思路上的已有成果和正在进行的有益探索来看，从近几年博士学位论文对明诗与明诗学的积极关注来看，明诗研究的繁荣应该是一个不远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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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再谈明诗，当然是想给它作个定位，但这个定位却不是诗史与文学史的座次排名。我们不会否认，作为中国诗史中的配角，明诗的成就的确不高，但在中国文学史中，自然有它的贡献，我们承认这个贡献，但却不能夸大和夸张他，自然也不能够贬低它。我们所思考的定位应该是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重新界定，除了在传统的文学史平面上，以明代的社会历史发展为纵轴，以明代诗人的社会心态为横轴绘制明诗地图外，我们还希望能够引进一条时间轴——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发展，这样的话，我们的三维定位可能会更加有说服力。我们希望能够从整个中华文化的总体发展趋向对明代文人心态、雅俗文化的生存状况进行宏观全局的把握，在整体文化的大背景下思考明诗，还原明诗的文学生态，与明代诗人展开心灵的对话，开启明代诗歌背后的心灵之窗。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一个文明的衰落，不是从它解体那天算起，事实上是在文明的创造者失去创造力的时候，即使它还有着社会结构的完整性，但是在没有进取只会模仿的情况下，文明实际已经衰落。这时旧的价值体系已经失去吸引的力量，而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诞生。社会暂时还不得不按照旧的价值体系运转。即使人的自觉、人道的觉醒已经到来，旧秩序更要一种人为的价值体系来维系。因此，文化专制与思想压抑也就不可避免。旧的价值体系比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神圣而不可侵犯。”明诗或者便是这样的一种文明，文学生态的严重萎缩已经使其失去了原本的创造力，当衰落不可避免地来临之时，它的价值体系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但只要古典时代没有完全终结，失去光彩的价值仍然会有人为体系的维系，而明诗的价值正是在这种人为维护中体现的，它记录了明代文士们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尽管理想的不可能使他们的努力显得可悲，有时甚至是可笑，但它却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心路历程。“文学史，就其更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21 ，就这层意义的深刻性而言，明诗绝不逊色于任何时代的诗歌，包括唐诗。






注释



①史学界于明代制度之成熟多有论述，如孟森《明清史讲义》称:“明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唐所定制，宋承之不敢逾越;明所定制，清承之不敢过差”（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页）。



②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晚熟指的是一种文化接受的晚熟，由于缺少过渡，明王朝未能完全消化整理异族统治所带来的文明冲击，未能产生一种更为成熟的文化来接纳这次夷夏文明的撞击，接纳的真正成熟直到下一次的文明撞击——明清易代时才完成。单就文化自身的发展而言，经过汉唐宋元的积累，封建文化的发展已然相当成熟了。



③④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⑤胡明:《古典文学纵论·关于唐诗》，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⑥董说见其《碧里杂存》卷上“本朝超越前代”条，刘说见其《新知录摘抄》卷二百一十六“国朝超越五事”条，谢说、陈说见明张燧《千百年眼》卷十二“我朝胜前代二十二事”条，陆说见其《菽园杂记》卷二。



⑦此为卓人月于黄河清之《续草堂诗余序》后所加的评语，见《古今词统》，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陈士业《寒夜录》卷上亦载此言，文字略有出入。



⑧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81页。按:杨士奇的《东里集》包括诗集三卷和文集二十五卷，文集中无诗实属正常，陈田此处当为虚笔，不可作实。



⑨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见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1068页。



⑩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中，辑录明人结社176种，其中晚明结社115种。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中增辑至213种，并胪列晚明诗社52家，于此可见明人结社之风。



11皇甫访:《刘侍御集序》，见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12页。



12王世贞:《龚子勤诗集序》，《 州山人续稿》，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2451页。



13王慎中:《陆龙津诗序》，见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55页。



14顾颉刚:《明代文字狱祸考略》，见郑天挺:《明清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



25《丰南志》第五册《百岁翁状》，见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251页。



16 1961年11月6目，毛泽东在高启《梅花》诗前加注:“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17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18就本质而言，晚明并非时间意义上的概念，关于晚明时期的上、下限很难给出确切的时代划分，学界于此亦无定论。



19里尔:《现代艺术哲学》，转引自龚鹏程:《晚明思潮》，台湾里仁书局1994年版，第6页。



20梅林:《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0页。



21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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