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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3 22:00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当代诗歌生存状态调查

“丝绸之路２００２·西安”第八次亚洲诗人大会期间，来自著名诗人、诗评家于坚、吴思敬、杨克、沈奇、伊沙、唐欣的声音

　　在诗界以外的范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诗歌了。“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饿死诗人”，即使这些具有强大震撼力的表达感慨或嘲讽的著名的句子，也少有人愿意浪费口水再复述一
遍。

　　随着喧嚣的物质时代以风挟雷电的势态快速前行，随着以广告为运作基础、以提供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大众文化传媒日益取代了以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化的影响力，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诗的神圣性和对诗人的美好称呼早就成了遥远的回忆或隔世的妙语。

　　从“文革”后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迄今，诗歌的境遇一落千丈。在这种来自时代的不屑下，中国白话诗是濒临死谷，还是表里平和回归诗的本质、蕴蓄不事张扬的强健生命力﹖记者昨日就中国当代诗歌生存状态为题，在第八次亚洲诗人大会上向中国六位著名诗人、诗评家做了一次调查。

　　丝绸之路２００２·西安——第八次亚洲诗人大会于７月２７日、２８日在西安召开。来自日本、韩国、蒙古以及中国的近６０位诗人、诗评家，欢聚曾拥有过盛唐诗歌之辉煌的古都西安，交流诗艺，并于兴庆宫公园沉香亭举行诗歌朗诵会，为文化名城的盛夏流布清芬。

　　应邀出席这次诗会的中国诗人有于坚、杨克、唐欣、中岛和诗评家吴思敬、何锐及西安诗人伊沙、秦巴子、李岩和诗评家沈奇。记者从中挑选了６位著名诗人及权威诗评家进行了采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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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3 22:01 | 只看该作者

现在是１９４９年以来诗歌生存最好的时期

　　于坚 ?著名诗人云南省文联一级作家?

　　目前是自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新诗生存最好的时期，诗歌的状态最为健康。从读者的角度，很多人说诗冷落了。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诗歌并未受到冷落，诗歌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许多人对诗的印象是革命的印象，成千上万的人写诗，诗歌是社会和人群关注的核心。其实诗歌就应当是在唐华宾馆召开第八次亚洲诗人大会时所见的状态——并不庞大热爱诗歌的人群围坐一起说着关于诗歌的话。如今诗人写作的自由度扩大了很多，能够表达有深度更广泛更丰富的东西，回到基本的诗歌平台，回到基本常识，诗人不再扮演“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角色，诗歌只是一种语言的特殊活动，更高级更智慧。新诗百年以来，并非越写越坏，而是越写越好。白话诗已经出现了早期成熟的迹象，出现了一些风格独立的诗人，与世界诗歌是平行的。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诗歌之间有了对话的基础，并且出现了超越的迹象。３０年河东３０年河西，２０世纪末，世界上写得最好的诗是在中国，作品就是根据。西方的现代化建设完成以后，诗歌的灵感在减弱。而中国正处在变革时期，社会的各种因素都在变化，形成许多焦点问题，这样的时代对诗人是一种幸运。再则，中国新诗已经度过了单一向西方学习的时期，真正的中国诗歌传统已经在当代诗中呈现。我对中国当代诗歌充满信心，还会出现成熟的诗人和年轻的有希望的诗人。时间将会证明，这个时代对诗歌的忽略，是极大的文化错误。文化中国的尊严和自信心，是从诗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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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3 22:01 | 只看该作者

挑战与机遇并存

　　吴思敬 ?诗评论家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诗探索》主编?

　　世纪之交，中国诗歌的挑战与机遇并存。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大众文化、经济大潮对诗歌的冲击还没有结束。曾被称为文学皇冠上最耀眼宝石的诗歌，其位置已经边缘化，这样的现状仍然在持续。这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频繁的大型诗歌朗诵会以及朦胧诗启动后大量年轻人写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尽管现状窘困，老中青三代中仍然有诗人在寂寞中坚守诗歌心灵领地，许多诗人都像西绪弗斯那样，不断地推石上山。他们是诗坛的中坚和脊骨。诗属于青年，青春与诗歌有着相通的含义。新的青年诗人正在不断涌现。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人现在是重要力量，高校里也有不少８０年代出生的学生开始加入到写诗的行列。从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中国诗歌没有指望，也不同意有人将其前途描写成一团漆黑。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不符合现实。中国新诗自胡适以来走过了近百年的道路，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新诗如何继续往前走，这值得探讨。８０年代西方各种文学、美学思潮涌进，西方诗歌的各个流派几乎都被介绍到了中国，许多诗人不予理性分析生吞活剥，现在警醒了，认识到了诗歌原创性的重要，而非一味地从别人的树上摘采果子。８０年代强烈的反传统情绪已经消失，在坚持借鉴世界优秀诗歌成果的同时，诗人们更多地关注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衔接。从理论的角度，我更多地思考现代诗学对古代诗学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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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3 22:02 | 只看该作者

不关注，恰恰使诗歌保存了更独立的精神

　　杨克 ?诗人《中国新诗年鉴》主编《作品》文学月刊主编曾出席“世界诗人节２０００东京”诗会?

　　这个时代无论从诗歌的生存、诗人的生存哪一个角度讲，都应当说是好的。从《诗刊》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百年诗歌精华》中看，后面选的２０余位当代诗人的生活境遇显然要比以前的诗人好。他们是在一种正常的生活里写诗。在“文革”以前，许多人爱诗却只能在政治运动面前被迫放弃，现在面对着物质的诱惑，写不写诗就是一种选择了。现在官方的正式出版物也比以前放松。《诗刊》和《星星》诗刊，都已变成了半月刊，上半月比较传统，下半月就放得开。民间诗刊、诗歌网站也很发达。如果原来的诗人没有去赚钱，继续坚持写诗，那么他的兴趣就是惟一的支撑了。作协，说白了就是小作家协会，现在普遍忽略诗歌。事实上这２０年推动中国文学进步的，诗歌比小说影响力大。仅就“文革”后而言，朦胧诗就比伤痕文学影响大。诗也比小说敏感，早在１９８５年翟永明就在诗中写到女性的性意识，到了９０年代，林白、陈染的私人化小说写作才形成影响。８０年代民间诗刊中呈现的中国诗歌自由创造的精神也比小说强，对社会影响力大。文化部门及有关部门对诗歌关注不够，这也不无裨益，这恰恰使当代诗歌保存了更独立的精神。它并没有真正妨碍损害诗歌艺术本身。诗歌的表现形式是有不足的，比起电视剧、畅销小说，它不容易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但这也使诗歌保留了它自身的生命力、民间性和人性。关于当下的诗歌水平，我认为比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徐志摩之流并不逊色，但小说就不行，至今无人能及鲁迅，小说的社会影响力远没有那时好。现在的时代不是文学的时代，更不是诗歌的时代，它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的时代。唐朝才是诗歌的时代。

　　中国新诗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更平民化、更人性化，表达更关注个人，关注人的灵魂和欲望。语言也不会使过去那般铿锵有力，将变得柔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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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3 22:02 | 只看该作者

困境使诗和诗学纯粹

　　沈奇 ?诗人诗评论家西安财经学院教授曾出席“世界诗人节２０００东京”诗会?

　　我个人对中国当代诗歌有一个命名：物质时代的心灵植被。在一个欲望高度物质化的时代里，诗歌必然面临大众化、个人化的困境。这种境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不利之处是使诗歌传播和影响比以往萎缩，有利之处在于使现代汉诗彻底摆脱了过去功利性社会学成分的东西，不再依附任何诗之外的因素，使现代诗的创作及诗学研究变得纯粹。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诗本体和诗学本体来谈论诗。这样一种状态，其实正好和中国古典诗歌生存状态一致。尽管有很多好心人士不停喊叫新诗脱离了社会、脱离了大众，但这种脱离是凤凰涅式的再生，因此我从不悲观，但也反对我们的诗人过于虚妄。顺便说一下，作为一个以诗理论与批评为专业的学者，我更高兴地看到，当代中国诗学也有了一个高度繁荣，由过去那种浮躁的运动式的社会学化的研究回到科学的本体的研究，而且无论是当代中国诗歌还是诗学研究，都已经在海外在欧美文化场域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世纪之交世界文化、文化总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光彩夺目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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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3 22:02 | 只看该作者

写诗与环境无关

　　伊沙 ?诗人，西安外国语学院教授?

　　我不认为哪一个时期是好哪一个时期是坏。作为一个写作者，对环境我不关注。一个看起来不友好的大气候和小气候，未必对个人写作是一个坏事情。我正式开始写作时，经历了９０年代初?所谓的真空状态?，坚强的写作，必定备受折磨。我不认为好的环境会产生好的作品。具体来说，不是说“盘峰会议”后才产生好作品，事实上，在此之前，暗地里诗歌状况已改变，“盘峰”只不过是一种舆论上的。

　　“盘峰”后所谓“新人”，成名但不成熟，于坚和我，是成熟以后才得到认可的。所谓“不是诗歌的时代”和“我的读者很多”，对我无关紧要。我与诗的关系是契约的关系，这是生命的约定，不需要挺住，只是履约就可以了。写诗是我每天要做的事情。一个有着深厚古代传统的国度，最理想的状态是传统代代相承。在俄罗斯，政权可以变，但文化传统不能变。我与于坚所做的，就是不计较中间断裂，而与古代对接。与唐诗背后一脉相承。可以说，我们的诗歌能够与世界诗歌精华相比较，这得益于一个时代，命运曾推着我们以世界大师作为蓝本。职业写作是写好的前提，因为它依赖的不再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运动灵光一现的大时代推动力。再则我要强调一点，中国诗歌存亡的问题不存在。同样，现在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网络的速度在增加，诗人的成熟在减慢。这与参照的标杆有关。食指的标杆是郭小川、贺敬之，北岛的标杆是食指，而于坚的是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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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3 22:03 | 只看该作者

于坚、伊沙使我们满怀希望

　　唐欣 ?诗人，甘肃省委党校教授?

　　现在当然是最好的时期，我想光指出几个地方、几个人就足够了。

　　在阳光灿烂、四季如春的昆明，有于坚定居于此。他是一个支撑起中国当代诗歌史某些重要部分，并深刻修正了我们诗歌观念的大诗人。他对故乡的讴歌，像他笔下的高山大河一样，大气磅礴、波涛翻滚又泥沙俱下，塑造出一个与原型相匹配的“第二自然”。同时，他也使诗歌回到了我们生存的现场，还日常生活以庄严和乐趣，这对形而上的中国诗传统不啻为革命性变革。于坚对本土文化资源的阐释和倡导，也赋予他的诗一种厚度。

　　在成都平原，非非主义诗人杨黎、何小竹，以及有点颓废的柏桦，有点怪癖的钟鸣，好像都着迷于汉语的诗性潜质，也都擅长脱口而出的即兴发挥。他们的诗有让人震惊的效果，有类似川菜的别样味道。他们对诗歌和语言可以相互促发的发现也保证了汉语诗的前景。

　　在曾见证过汉唐辉煌的古都西安，这里隐藏了不少诗歌的密码，它们需要真正的诗人来唤醒。在过去的十余年里，伊沙把一种喜剧精神引进到我们这个悲剧宿命的时代，给当代诗注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锋利、速度和爆发力，他当初形单影只的挑战也已变成目前追随者众多的青年运动。而伊沙新近创作的长诗《唐》，则是对古典诗巅峰的现代检视。在同行朋友式的放松气氛中，既有心悦诚服，也有调侃戏谑，在这种对话里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延续的传统，并且，过去的高度也好像未尝不可飞越。

　　仅此，我们就应该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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