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思考《生死场》

水清沙白

《生死场》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她成为三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特别是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都使《生死场》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于哈尔滨时期，前半部的片断曾于1934年4月至6月，在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连载。全书共有十七节，在第一节《麦场》至第十节《十年》里，作者用充满感情的笔调，描写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生活。他们身受地主的残酷压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背向蓝天，脸朝黑土，辛勤操劳，累弯了腰，累跛了腿，还是得不到温饱，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在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中，有的妇女生下来的孩子也是畸形的。

《生死场》是萧红一部传世的经典名篇，写于1934年9月。是鲁迅所编“奴隶丛书”之一。它对人性、人的生存这一古老的问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这种对人生的生存死亡的思索，超出了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作家。不过，它在艺术表现上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有人称之为文本的断裂。换言之，小说的后半部，是由人的生存死亡问题而转向了革命前途问题。鲁迅在为《生死场》作的序中，称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生死场》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描摹着中国人于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

为《生死场》创作的封面，萧红设计了半黑与半红的图案。在经典的男性批评家看来，触目的红色是人民的鲜血。而在女性批评家看来，那是女人生产时流的血。

在解读《生死场》的近七十年历史中，民族大义的话语占到了长期的主导。

东北的沦陷使得几乎所有的阅读者都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抗日题材作品。但是，这样的角度却无法解释年轻的萧红为什么如此迷恋描述女性的生育、死亡以及病痛。当然，激进的女性主义为这一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个角度。但是，这亦并不能解释抗日题材在这里的比重。而话剧《生死场》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的版本：即民族国家的话语与女性身体的交结。即在民族国家话语的掩藏之下，关心的是女性身体本身。

对身体阐释由成业与金枝之间的私会开始。在不名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的身体开始变化，同时连带着羞耻、辱骂、焦虑以及恐惧。她的相好成业，在得知她有了身孕时是诅咒的――你的肚子真不好使，真不争气！她的父母因此而感到的是羞辱，村民们则是耻笑。在逃离的过程中，因为她的想念母亲，成业愤怒地撕咬的亦是她的身体。最终，当她在极度痛苦与屈辱中生下女婴时，她的父亲剥夺了这小生命的生存权。女性的身体在这里是被使用，被咒骂，被毁坏，以及被扼杀。原本属于人与人之间最欢愉的关系――男女关系因这女性身体的变化及诅咒被笼罩上了巨大的阴影，而这一切的最直接的承受者，则是身体的主人――金枝。

赵三，戏中重要的男性角色，扬言要杀掉二爷（压迫者）、被公认为村里最胆大，最是“男人”的男人，其尊严与胆气的获得是经由那床上的女性的身体。在他与王婆关于男人的对话中，既是性行为中丈夫与妻子的对话，亦是习惯观念中的强势男性与弱势女性的一个对白。田沁鑫显然别有深意。王婆对赵三的多次肯定成就了他的狂妄与野心，一个原来怯懦的男人在性中――在对女性的征服中获得了力量。因而一个经典的颇有意味的场景如雕塑般定格：瘦弱的王婆（女性）背起了强势的赵三（男性）。女人的声音也是那么明亮而充满期待：“她爹，你高高地！你高高地！”性别意味强烈的让人无法忘怀。而这之后，赵三面对更为强势的“二爷”时那种懦弱、善变、奴性也与此场景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监牢里的赵三对二爷感恩戴德，而充满反抗意识的王婆则在痛苦、失望之中喝酒并吞下毒药。一高一矮，一明一暗的换位后彰显的是剧作的潜在用意――男人赵三的怯懦、苟且与女人王婆的坚韧与清醒。

于女性身体的关注之上，死亡是剧作的一个关键词。每一次灯笼的点起就会喻示着有人死去。但死亡越来越变得有重量，当一片灯笼同时点起时，死亡开始变得悲壮。（在这死亡的人群中，女人占到了大多数）。

男性赵三、成业以至二里半的觉醒与怒吼，是在金枝被杀害的那一刻。她是他们的女儿、相好，她的身体是他们的。但这身体要被外力所毁坏了。这外力如此蛮不讲理，于是，他们不得不起来。换言之，他们――这些村民们的起来，不是因为要亡国、亡村，而在于他们连活下去的最起码的条件都被剥夺了――他们女人与女儿被抢了。亡国奴的吼声更意识形态了些，或者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真正能让象蚂蚁一样生活的人们站起来、重新要求获得男性尊严的理由，是因为这女性身体的被杀害以及他们自我身体的死亡将至。

年轻而美丽的女性身体再一次成为符号。她刚烈，没有受到外族男人凌辱，以及最后死在日本人（侵略者）的枪下的结局。在此基础上，剧中人喊出了死也要有死的法子，要看是怎么死的话。女人的死在这里被赋予神圣的意义：不当亡国奴。女性身体在此刻，亦即在民族大义之下获得了完满。这样的结局，是一个讨好大众的结局。大众乐见这样的结局并为此付出眼泪，因为这样的处理显然是他们所能接受的层面。

但是，在小说中，萧红的金枝是活着。日本鬼子来之前，她为自己日益膨胀的身体与男人无休止的欲望困扰，而日本鬼子来之后，她的处境依然未变，依然要面对需要逃离男性欲望、骚扰以及侵害。无论是日本鬼子，还是成业，在民族国家之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男人。萧红从女性身体的角度表达了对生死、对男性以及民族国家的理解，同时也表达了对民众真正觉醒的质疑。

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中，田沁鑫在最后一刻让金枝――那年轻的、痛苦的、焦虑的、不安的身体在敌人的刺刀下倒下，高昂且悲壮的情绪使整部话剧获得完满――台下唏嘘、掌声四起。煽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响应。剧中各种人物的复杂性在结局处戛然而止。这只属于公众意义的理解。换言之是对公众理解的一种妥协，为民族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虽然戏剧不同于小说，但我依然对这样的处理方式表示不解。虽然在剧作中田一直表达自己的质疑，但最后她又浓墨众彩地把这种质疑自我消解，说实话，这样的消解，与萧红原作的本义有着不小的距离。

还好，田沁鑫又有意识地让剧作充满多个声音。在金枝死之前，她又言说了另一个女人――二里半老婆的死亡。这个被认为缺心眼，受到众人嘲笑的女人，临死前指着两个日本兵对二里半说他们两个操我一个，之后便屈辱得倒下。但意料之外的是，她死亡的身体因为失贞又挨了二里半――她活着的丈夫的一记耳光。不被认为是男人的男人二里半，在倒下的这个女性身体前面获得了一种权力，耳光使他更象个男人。而倒下的女性身体，其屈辱则是双重的：被两个男人凌辱（个人的），被两个日本男人凌辱（民族的）。同样死在日本人的刀下，一个因为身体纯洁受到褒扬，一个因为被凌辱而受村民诅咒。――并不是所有女性身体的被杀害都能象金枝一样完成民族话语的解释。二里半老婆之死其实是田沁鑫对这所谓民族尊严与男性尊严的的别一种注解。甚至不由不想到这里的处理是对萧红的一次遥遥响应：女性身体――生死场。“它”存在、孕育、死亡，不进入国家话语，也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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