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予：《诗歌的转身》

河南张予

诗歌的转身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今，诗歌创作给读者呈现的姿态已经不再是神秘、诗性、高端等诸如此类的词语所能形容。它在朝多极伸展，如同八脚章鱼，把触角伸进多个角落。其中的一些角落，在此之前还处在一片荒蛮，甚至是诗的沙漠、死亡之地。而几乎所有的角落，诗歌之花开得都五彩缤纷，但鲜有人观赏，角内花开角外嗅不到香味，以至于到孤芳自赏的境地。但这花开，并非是默默地、悄悄地，而是伴随着彼此之间的争斗。所有的角都自以为占取了诗歌之核，自以高地此攻彼伐，争论不休。如果仅仅粗略观之，可以一个字概括其象：乱。而拨云散雾，窥诗歌之内，又远非乱所能尽述。
      一、口语入诗的强势崛起
      没错，是口语诗的强势崛起，而不是口语诗的开创。正如口语诗写作者扒口语诗历史一样，口语入诗绝非是当今诗歌写作者的独创。诗歌从其它文学体裁中剥离时，并没有所谓的定型，言语也没有书面语和口语之争。从《诗经》到今天，口语入诗几乎没有过间断。脍炙人口的名句、名诗，也多是当时的口语，即使不读书识字，也能听懂其中的意思。反倒是一些看是深奥之作，由文人完成，深深打印上了文化垄断的痕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明确地提出口语诗，并创作口语诗，是由于坚、韩东等诗人完成的。于坚的《尚义街六号》、韩东的《有关大雁塔》都是当今口语诗的滥觞之作。前一篇以日常之事入诗，填充口语诗之囊；后者以解构为准，冲破书面语之藩篱。而非非主义所倡导的反文化、反价值，多体现在理论方面的建树，实质性的诗歌创作也介入了日常生活，但更多却是无意义的一种存在。
      口语诗的第二波小高潮是伊沙的出现。伊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创作者，其往往以一个骁勇者的姿态出现。《饿死诗人》、《车过黄河》掀起了90年代口语诗的高潮，并引发官与民的争论。如果说，韩东、于坚、非非主义等拨开诗歌的面纱的话，伊沙则彻底让诗歌扭转身来。随之而来的是沉寂的90年代中诗歌的征与伐。以伊沙为代表的口语诗人和民间立场一拍即合，和官方刊物的把持者之间有着大大小小的争论。期间，民间刊物的大量出现，无疑是民间诗歌的一个个火山喷发口，但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大多昙花一现。
      本世纪初，诗歌的一大特征是网络化。网络介入生活，带给诗歌一个新的领域。尤其是长久以来被挤压、排斥，无处宣泄的民间力量，找到了信马由缰的场地。口语诗作为其中的一种，也得到了极大的伸展。这可算口语诗的第三波小高潮。在这期间，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外部之争转向内部分化，口语诗内部出现派别，口语以更犀利更“低”的姿态，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剥掉了诗歌的最后一层衣物。以“沈韩之争”这一高调的姿态，诗歌，又一次踏出了圈子。只是此次的踏出，因其决然，露出了本身的丑。此“丑”不过是颠覆了人们对传统诗歌的印象，挑战了人们心中诗歌的底线。
      截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诗歌被口语彻底地扭转了，尽管这次扭转多带有极端、劣质、诗性的匮乏等标签，为人诟病，但它却是诗歌的触觉最彻底、最决绝、史无前例一次探触。诗，在此时所剩余的，是千千万万张面孔，如同《唐伯虎点秋香》中大喊一声“美女”，呈献给观影者的却并不只是那一朵鲜艳的花。
        二、诗歌之笔执掌者的争论
       这个争论一直存在，只不过在当今日益激化，凸显出来。在文化被少数人垄断的时代，普通民众并没有争夺话语权的意识或者欲望。他们的创作多以口头传颂为主。当一些有一定基础的民歌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时，最终由知识分子来执笔记录。从传播学上来讲，笔，就成了传播的最有力工具；知识分子则扮演着“守门员”的角色，他们决定了哪些可以进入低一层文化人的视野，并持久地传颂下去。《诗经》、《古诗十九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出版物的出现是文化传播的二次革新，尤其是现代印刷术和现代教育的结合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上个世界前三十年的文化繁荣即源于此。窥视改革开放之后的诗歌创作，其所谓的体制之争也是话语权的争夺。话语权的把持者与无话语权者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关系，比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曾发表在《诗刊》，并取得轰动性效果。它们之间的对立，更多程度上是一种融合，是在融合中凸显的价值取向问题，是关于理念和标准的问题。再深一层，是诗歌创作多元化中的一种体现。在诗歌多元发展的同时，传统刊物没能够及时地跟上诗歌的脚步，或者采取一种更保守的姿态。正是这种姿态，激发了话语权资源的争夺和二次分配。
        网络毫无疑问地成为民间力量赖以扩张的利器。网络在出现之初就有一大特点，大众化，这一特点恰好暗合民间诗人的身份——普通大众。各种诗歌论坛在网络兴起之初就已纷纷创建，诗人忙于跑马圈地，开山立派。我们看到的诗江湖、北京评论、第三条道路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网络诗歌的兴起使读者群发生着转移。这才是要命的。当传统刊物失去读者群体时，也就失去了鲜活的生命，仅仅靠官方输血式的延续远远不够。穷则思变。传统刊物在末路也只好掀起改革的浪潮，吸纳先锋性的诗人，刊出民间的网络的诗歌。这些或可称之为“改良运动”。
        借籍网络，兴起的“新媒体”，是挑战传统媒体的一种新生力量。它的出现不单单指向官刊，而包含所有纸质媒介。它拥有及时、有效和更便捷（手机阅读）的特性，占据了很大的阅读群体，比如《新世纪诗典》关注度有460万之巨，这该是多么庞大的阅读群体。可放在中国十亿网民中又几乎不算个事儿。很多更依赖于更新的媒介，比如微信等；也有很多诗人愿意尝试以文库的形式展示创作文本。
       诗歌创作不再是以诗人和刊物为导向，而是遵循读者市场这个准则。在这个杂象丛生的诗歌时代，读者很难拾到真正的金子。创作者也很难推出自己。甚至读者和创作者混为一谈。到底该怎样合理地消费诗歌？这是当下最应该思考的问题。
       三、诗歌多元化创作
       诗歌多元化创作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持续不断的争论并非围绕其多元化，而是分支之争。 “朦胧诗”开启沉寂多年的大陆诗歌之门，但其并不是诗意的终结。诗，并不是韩东所提“到语言为止” ，也并非是非非主义的“非文化、非崇高”所能够把持，也绝非简单的官方与民间的对立。我们看到的诗人，几乎个个都旗帜鲜明，他们彼此接近的就相互吸引，成立派别，高举主义。这个特性其实每一个诗歌时代都拥有，但尤以当今为巨。这是诗歌创作沉寂后的爆发和西方诗歌理论的引进，多种风格并存、迸发、演化的结果。
       在官方刊物上，我们读到的多数为诗人常称之为“发表体”。这是非常不准确的一个称谓。官刊相对保守，其选择诗歌多从传统的角度把握，甚或有讴歌性的作品。这类作品里，多是作者传统诗意的迸发，语言倾向精美，意象较为陈旧，诗歌中规中矩，指向较为模糊。它们有浪漫抒情诗，也有现实主义写作，更有现代或后现代创作。民间刊物在选诗上较为自由，其诗也因编辑不同而标准不同，但有直白、大胆、锋利的倾向。但更多的网络作品并不能简单地归类，解读。可以这么说，只要你愿意读诗，在网上总能发现你喜欢的那一类，但前提是你必须越过很多类。
       这个时代究竟是不是诗歌最好的时代？很多人都愿意用唐朝来比拟当今。整整一个唐朝数百年所留下的诗歌也比不上今日一天万首的量。这无疑是诗歌的繁荣。又有人从质上入手，一个唐朝所留下的诗歌财富，远非当今一个时代所能比。这又是诗歌的哀歌。其实大可不必。唐朝是诗歌的繁盛时代，我们是以一个时代来衡量。而我们只活在当下，我们的当下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小片段，换言之，我们这个时代留下的诗歌，几十首也就可以代表了。这就如同贾岛这个苦吟诗人，“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么地执着，很难说没有写上万句，但留下的却寥寥。所以，我想，衡量是不是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不是看质和量，也不是看读者的多与寡，更不是诗人的吹嘘与卖弄，而是看这个时代开放与否，宽容与否。前者是书写的前提，后者是书写的广度与宽度。以此观点来衡量，再看当今，诗界花开多枝，我想，结果显而易见。
      诗歌多元化创作是诗歌由点到面的铺伸，是由面到里的发掘。诗意与反诗意，书面语与口语，浪漫与现实，解构与重构，意象与反意象，抒情与冷抒情，等等，都是以诗歌之核辐射而出的诗歌之路。在众多条路上，我们看到很多诗人在摸索前行。这是诗歌转身之后的阵痛。
      四、诗的构建和回归
        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经到了中间点。诚如上述所言，所有的对立都不是绝对的，它们都在彼此争斗中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相互侵蚀和包容。那么我们看到的是民间和官方的模糊，口语和书面语诗歌的模糊，网络和纸媒的模糊，先锋和传统的模糊。
        民间和官方的争论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之后也有很多自我标榜民间诗人的创作者，但已是拾人牙慧。最早的一拨人早已不缺话语权，他们是话语权二次分配的获利者，甚至是话语权的把持者，其中的一小部分已经提升为大师级的人物。或许一部分已经不再那么“先锋”。
       口语和书面语诗歌也是相互交融的一个呈现。首先纯粹的口语是不大可能入诗或者是没有诗感的。口语创作本身就是传统创作引入口语部分，它只是为了强化和传统诗的对立而创设的一个名词。彼此交融至今，我们看到很多在本世纪成长成熟的诗人，基本已经模糊了口语与书面语的界定，或者叫“类口语”和“书面语口语化”，比如雷平阳的诗歌创作。
         网络和纸媒这个相互交融比较容易理解。作为两种媒介，各有所长，也有所短，相互补缺。先锋和传统其实是一个新老交替的时间上的概念。先锋不过是一个开路者，所开辟的道路如果有人走，就会逐渐归向大众化。也就是一种标新立异的噱头。
       诗歌的转身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包括西化和极端化的各种倾向。诗人们在背离诗歌之核的路上越走越远。诗歌的重建越来越难，标准越来越多，分支越来越多，发掘越来越深，回归就越来越难。在当下，诗歌的二次转身显得非常必要，所有的诗歌都不能逃逸诗歌这个核。
        围绕诗歌之核，可以开展多种形式创作，如传统因素、当下介入、人类性写作、大众化等，这些都是值得深挖的东西，都是中国诗歌赖以站立的骨骼。在很多诗歌创作者沉迷在日常的浅显的机灵式的创作时，他们当然很难理解，自己的诗歌不被接受的原因。他们有理由困惑甚至哀叹，当今的人都不读诗或者写诗去了，因为他们本身恰好模糊了诗人与读者两种角色，他们的创作传递的自身经验难以支撑“诗”的重量。诗歌仍然需要英雄，这个英雄绝不再是高端、神秘等形容词披身，而该是平民英雄、人类英雄。
张予  2014年11月18日初稿

张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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