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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也谈文人热衷于政治 [打印本页]

作者: 王霁良    时间: 2013-4-20 20:06     标题: 也谈文人热衷于政治

[size=3]文学的本质是回忆,就个人这段时日,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感叹文学这东西无从和现实的物质力量相比,文学有什么用?不过是一种无用而用,不过是让读者感受到那么点心灵宽慰、那么点情调、那么点道义和悲悯情怀而已;一部作品给人最大的益处也就是心灵那点感动,哭也好笑也好怒也好,掩卷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去。

    文学主要不是以文载道,不是教育,不是要影响到当权者,而是一种审美,陶冶陶冶情操。她只是一种体验,一种感受,实在不能担当太多的东西,尤其不能搀和到政治中去。——要说揭露控诉,记者比你专业,通过文学作品来揭露现实还不如通过新闻报道;要说唤起民众,演说家不比你更会煽动?号召力不比你强?文学也不是社会很中心的一个东西,不应该是用来反映社会问题的,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写的作品不能够长久,等社会问题解决了,作品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不由想起年轻时的轻狂来,那时多少有那么点儿激进倾向。在山东大学两年的作家班学习中,教授们时不时告诫的就是“搞文学搀和政治是找死”,起初很有些不解,还举手跟老师争辩,弄得老师没奈何,只好说:“你总得学会善于保护自己吧。”

    现在始信:政治家搞文学死不了,文学家搞政治要死人。文学什么也担当不起,但即使这样,文人们也一直走在被贬的路上,建国以来的反右和“文革”等历次运动,文人还不都是祭坛上的祭品?很多不合政府口味的作品还不是受到抵制与查禁?

    文学本就是甘心边缘的东西,瞿秋白在党内党外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始终扮演的是一个文人的角色,他即不适应又疲于奔命,最终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长征时又被遗弃在苏区,临就义前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多余的话》,开篇就说“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以致“文革”时期的党报把他视为叛徒,认为他“再三向反动派表示‘忏悔’、‘自新’,把参加革命活动说成是‘历史的误会’,说参加共产党和做党的工作是‘不幸’”。像他这样的人,即使不被捕活到解放,在政治舞台上也必定是个边缘人物,怕是连“文革”也挺不过去。历朝历代统治者都不重视文人,你持不同观点顶多像严子陵、陶渊明、竹林七贤一样寄情山水,不合作、不入仕,还能干什么呢?王实味就因为批评延安时期的等级制度,说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就被斧头砍去了头颅。所以说,文学根本无力承担她根本做不了的事情,“百无一用是书生”,你即便再痛恨社会不够民主,也只能限于无关痛痒发发牢骚而已。

    现在看来,你一个文人热衷政治干什么?你挤到体制之内,呵呵,——天下文人入我彀中,你还敢执言什么呢?你做徐怀谦第二?我觉得,一个文人,你只需有那么点怀疑主义式的思维惯性,尤其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有那么点警惕,就可以了。[/size]
作者: 蒹葭无霜    时间: 2013-4-22 09:40

首读,问好!
作者: 蒹葭无霜    时间: 2013-4-22 09:41

我觉得,一个文人,你只需有那么点怀疑主义式的思维惯性,尤其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有那么点警惕,就可以了。
作者: 蒹葭无霜    时间: 2013-4-22 09:41

有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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