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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 [打印本页]

作者: 大别山诗刊 时间: 2012-10-9 21:33 标题: 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

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

吴思敬

[内容提要] 代际划分历来是文学史叙述的重要课题。“中生代”的含义应该单一化，即不把它看成是流派概念、诗群概念，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断代的时间概念，在目前可定位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样“中生代”就成了文学史时间序列叙述的一个概念。在当前，提出“中生代”的概念，除去文学史叙述的需要外，更重要的是提醒诗人和读者对当下的中年写作的关注。

[关键词] 文学史代际划分中生代

文学史叙述与代际划分

代际划分历来是文学史叙述的重要课题。任何一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流派的出现都有一定的代际基础。当年的“创造社”不过是留学日本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白洋淀诗群”和“朦胧诗派”也主要以“老三届”的知识青年为主体。很难设想一种诗歌流派是可以涵盖上到七八十岁的老诗人下到二十岁的小青年的。

一般说来，构成社会的一定的年龄层（通常为二三十年）的人，有类似的历史经验、类似的生存方式、类似的文化传承，通常就被称为一代。对于事物的看法，父母与子女间、年长者与年轻人间、老师与学生间……往往有很大的差别，这种代与代之间出现的差异与裂缝，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就是社会心理学上所说的代沟（Generation gap）。正确地认识不同世代间的裂缝与差异，是对文学史做出客观描述的基础，抹煞或夸大这种差别都是不妥当的。此外，代际划分，不仅是文学史家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诗人内心归属的一种需要。诗人尽管往往以遗世独立的姿态出现，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一种归属感的。种种流派的结合，其实也都是诗人内心归属的一种需要。

对创作或研究队伍按代际加以划分，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全有，至于划代的时间尺度则不尽相同，有的以30年为一代，有的以20年为一代，有的则以10年为一代。我国的经济学界便有“50一代”、“60一代”的提法：“如果说十年就是一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学界大约活跃着1950-1970年代出生的三代人。加上正在求学的1980年代出生的学子，总共也就四代。”[1] 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则有“五字辈”、“六字辈”、“七字辈”等说法，“五字辈”是50年代出生的作家，“六字辈”是60年出生的作家，“七字辈”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同一年代出生的作家，面临大致相同的社会环境、相近的教育与人文背景，必然会对他们的世界观与艺术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举例说，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生的“老三届”诗人，先是以红卫兵的身份“经风雨见世面”，再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他们蒙受的欺骗，他们承受的苦难，他们痛苦而丰富的人生经历，转化为写作的内在驱力和深厚资源。他们的诗歌酝酿于文革后期，爆发于新时期到来之时，其中流露的对权威的叛逆、对使命的承担、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无不可从他们生活的时代找到内在的依据。再如，8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多是独生子女政策下催生出的家庭中的“小皇帝”，从小生活在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中，衣食无忧，远离苦难。他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成长，商品社会与大众文化的影响深入到骨髓，他们是为影视与网络媒体造就的一代，他们的作品想象丰富，轻灵、跳动，在玄思中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奇幻景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文学史上的代际划分，诗人与文学史家、评论家之间，着眼点不尽相同。代与代之间有“代沟”，而同代之间也会有差异与裂缝，尤其诗人，更强调自己创作的原创性与独特性，导致了一些诗人对代际划分不感兴趣，对自已被划入哪一代并不太介意。出生于1969年的路也，通常被称为“60年代出生的诗人”，也因此被安琪列入“中间代”。路也说：“我出生于1969年12月，因为出生年代是6字打头的，所以就编入中间代了，如果我再晚出生那么几天，也就是我妈妈她稍微再耐心一点，那我的诗就要被编入70后的选本了……可是6字打头还是7字打头，你属于哪个‘代’，这对于写作本身来说，真的是毫无意义。” [2] 至于文学史家和评论家，要对一定时期复杂的诗歌现象加以描述，为了叙述的方便，就需对众多的诗人予以适当地归类，于是代际划分就成为文学史家得心应手的一种手段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代际划分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隐性的代际划分，诸如基于流派、群落的划分，像新时期以来的“归来诗人群”、“朦胧诗派”等。这种划分表面上无代际标记，实际上则暗含着年龄段考虑，比如“归来诗人群”是出生于30年代以前，50年代中期即已成名，随着政治运动在诗坛消失了二十余年在新时期又复出的诗人。“朦胧诗人”则是出生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老三届”诗人。

另一类是显性的代际划分，即明确地以出生的时间段落为划分依据。比如目前已叫开了的“70后”、“80后”，以及不久即要诞生的“90后”。《诗选刊》这几年每年在年终出版一期特大号的《中国诗歌大展特别专号》，便是以80年代、70年代、60年代、50年代的出生顺序编辑的。透过连续几年的“专号”，明显地可以看出60年代出生的诗人已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

中生代命名的由来与依据

历史地质学对地质年代的描述有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等说法。“新生代”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被借用了，牛汉1986年曾经在《中国》上发表《诗的新生代》一文，把朦胧诗以后涌现的青年诗人称为“新生代” [3] 。以后“新生代”就成了与“第三代”并用的一个概念，广为流行了。

“新生代”已提出20年，但“中生代”在中国大陆却迟迟没有叫响。直到2005年《江汉大学学报》“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所开展“关于‘中生代’诗人”的讨论，“中生代”的提法才引起大陆诗坛的重视。《江汉大学学报》的“编者按”中有这样一段话：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诗歌写作群体悄然形成。这个我们命名为“中生代”的诗人群体，以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他们的写作大多开始于1986年诗歌大展前后，1990年代中期引起关注。相对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横空出世，这代诗人的理论主张与诗歌文本更内在、驳杂、缺乏鲜明、易于概括的特点，是当代新诗潮“后革命”期的产物；其精神背景是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与朦胧诗的文革背景，第三代的改革开放背景迥然有别。

由于这批诗人艺术观念、美学风格、修辞手段等等的各不相同，在诗歌技艺上更综合化，文本呈现上又更个人化，因而，中生代研究必须建立在具体的具有代表性诗人及其作品的深入研究、梳理与把握之上，否则难以获得有价值的指认与确立。中生代诗歌具有“非代性”这种悖论性特征。

“中生代”借用的是一个地质学名词。中生代诗歌与70后、80后等按时序划分的表象化命名无关，它的成立很大程度上与当代诗歌经历了整个1990年代沉闷、黯淡的孕育和摸索有关。有人曾将之命名为“中间代”，这一说法不甚缜密和科学，也不具备质朴、准确与有启示性的特质。[4]

透过“编者按”对“中生代”的界定，我们发现，这一称号与安琪等提出的“中间代”的提法最为接近。编者只是觉得“中间代”的提法“不甚缜密和科学，也不具备质朴、准确与有启示性的特质”，才将它换成“中生代”。的确，安琪等提出的“中间代”，既非流派与诗群的命名，又非纯时间性的断代，从而把自己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说它是个流派与诗群吧，却找不出共同的诗学主张与相近的艺术风格，说它是个断代的时间概念吧，却只是“60年代”出生作家的一部分，主要是排除了“第三代”诗人，称其为“部分60后”，倒还比较确切。当然，如果仅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中间代”改称为“中生代”，其实是意思不大的，而且这种尴尬的处境依然存在。

我的意见是可以把“中生代”这个概念引入当下诗坛，但其内涵可在《江汉大学学报》编者按提法的基础上做适当的调整与扩展。我觉得“中生代”的含义应该单一化，即不把它看成是流派概念、诗群概念，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断代的时间概念，在目前可定位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样“中生代”就成了文学史时间序列叙述的一个概念。与“中生代”相配的往前说是“老生代”（即台湾诗界所说的“前行代” ），我国散文界早就有“老生代”散文作家的提法，诗歌界似可借鉴，把那些年龄在60岁以上，曾在诗坛产生影响的诗人称之为“老生代”诗人。与“中生代”相配的往后说，则是“新生代”。鉴于牛汉先生当年指称为“新生代”诗人都已进入“中生代”，那么当下的新生代诗人实际上是指“70后”、“80后”这批诗人。由于时间是流动的，那么基于时间而提出的“新生代”、“中生代”、“老生代”概念及其所指，也就是不固定的。如果按眼下的标准，把大陆“中生代”定位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那么，十年后的“中生代”就应是“60-70年代”出生的诗人了，而且这一分野，也并不如户口薄那么严格，特别是处于临界点的诗人，更要结合他的经历和诗歌的特点，才有一个更好的归类。“新生代”、“中生代”、“老生代”的提法，虽然有其不稳定性，但毕竟20年一代的跨度，也还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利用这一套概念，还是可以抓住时间变化带来的艺术上的新变，对当下诗坛做出较为客观的书写的。

因此，我意对当代诗坛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基于流派或群落，如归来诗人群、白洋淀诗群、今天诗派、他们诗派、非非诗派、莽汉诗派、海上诗群等，这可以对诗人和诗歌群体做出更富于个性的解读。另一方面也可以基于新生代、中生代、老生代的概念，对诗人和诗人群落做出较为宏观的观察与描述。以这种划代的方式来看当下诗坛，40年代以前出生的诗人，可称为老生代诗人，这样一来，不光是牛汉、郑敏、李瑛、屠岸等是老生代诗人，连新时期初期被称为青年诗人的雷抒雁、曲有源、李松涛等也进入了老生代的范围。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可称为中生代诗人。朦胧诗人大多出生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前期，按照他们对后来者的影响，大致依然可纳入中生代的范围。朦胧诗人之后，包括于坚、韩东、西川、王家新、翟永明等在内的加入或未加入诗群、流派的“第三代”诗人，以及安琪所开列的“中间代诗人”，均可称之为中生代诗人。7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可称为新生代诗人，含“70后”诗人、“80后诗人”，乃至即将破土而出的“90后”诗人。

中生代命名的意义

任何一个科学与准确的命名，要有明确的所指和内涵，这是命名发生的基础；至于这一命名能否流行开，则取决于这一命名是否适合当下的需要。在我看来，“中生代”的命名并非几位学人的独出心裁或标新立异，而是有现实的需要的。

第一、是对当代诗歌进行宏观描述的需要。如前所述，文学史叙述是以代际划分为基础的，对当代诗歌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尽管我们提倡并重视对当下有贡献的诗人做个别研究，但这并不能取代总体上的宏观的观照。这里有个点与面、局部与全局、特殊与一般的问题。宏观观照的一个重要角度，就是以代际为基础的观照。很明显，在小农经济时代出生的作家与网络时代出生的作家，由于其生存环境、教育背景的不同，导致其心理与思维取向的明显不一致，是谁都可以想见的。“中生代”是由一个个独立的诗人个体组成的，每个诗人都是一颗独特的星，发着自己的或强或弱的光。对他们的研究，当然应以诗人的个体为主。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以代际划分为基础对他们的群体特征加以研究的必要性。这一代出生在50-60年代的诗人，出生不久即赶上“三年灾荒”，挨过饿；后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嘈杂的革命口号与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度过了童年。但是他们在成人后，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们中许多人上了大学，比他们的前代，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也较为完整。他们的开放意识、他们的个体本位的出发点，使他们身上有一种不驯服性，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摆脱，一种对现存秩序的怀疑。他们强调对诗性本位的回归，不仅看重写什么，更看重怎样写。而他们中有些人热衷轰动效应，制造颠覆性话题，似乎也不难看出动乱时代在他们潜意识中所埋下的“造反”与“运动”的情结。

第二、是沟通海峡两岸诗歌创作与研究的需要。海峡两岸由于长时期的分隔与分治，使其创作与理论呈现了不同的风貌，这其中就包括有些术语与称谓的不对应。“中生代”在台湾诗坛，是已经普遍使用了十余年的概念，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诗人。我们如今也用“中生代”来指称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样就使海峡两岸的“中生代”概念有了大致相同的内涵，进而可以对海峡两岸的中生代诗人进行比较研究，促使对应的交流，从而使两岸诗学少了些阻隔，多了些沟通，为形成覆盖两岸四地的大中华诗学奠下一了一块基石，又有什么不好呢？

第三、是消解大陆诗坛“运动情结”和化解形形色色的山头的需要。自新时期以来，大陆诗坛的流派、诗群层出不穷，这其中只有少数已经沉淀下来，但大多数是强立名目，时过境迁，便如肥皂泡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山头林立的现象的背后则是浓重的文学史情结，一些诗人出于入史的焦虑，一方面拉起山头，招兵买马，占山为王；另一方面，四面树敌，不断出击。回顾近年来诗坛上的争议，有一些固然是不同流派、不同艺术主张之间的正常交锋，而相当一部分则是出于个人与流派恩怨的互相攻击。在世纪之交的盘峰诗会上，“知识分子”写作与“口语派”写作的诗人之间，互相攻击，火药味极浓。但用代际划分的尺子一衡量，他们都是属于“中生代”诗人，他们之间的共同性，其实远远超出他们标榜的不同。此外还有这些年来炒作得很热闹的“第三条道路”、“中间代”等，其实均可以纳入“中生代”这个大范畴。我认为，“中生代”的提出不会给当下的大陆诗坛添乱，反而可以促进诗人们的代际认同及彼此间的理解。

中生代命名与中年写作

在今天提出“中生代”的概念，除去基于上述几点考虑，更重要的一点，是提醒诗人和读者对当下的中年写作的关注。

诗固然与青春有相通的含义，诗人的早慧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并非只凭年轻就能写出好诗。诗要求诗人的除去敏锐的感觉与浪漫的激情外，还有对人性的深刻的体察，对艺术本质的透析而独到的诠释，对社会、自然与人生奥秘的思考与追寻……。这恰恰不是凭青春期的躁动就可以完成的。庞德曾批驳过“一个抒情诗人最好不要活过三十岁”的说法，他认为：“当思想这部机器越来越沉重，当它的构造越来越复杂时，它就需要越来越大的感情力量，才能协调地运转起来。当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成长起来的时候，他的感情也必定日益充沛。……最著名的诗大都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写的。” [5] “九叶”老诗人唐湜也曾说过：“由生命的青年的激越到思想的中晚年的成熟，几乎是每一个天才所必需的；由无意识的自然的感兴到有意识的自觉的表现，是每一个创作者生命的发展与进步，也就是从浪漫精神到古典精神的进展。强烈的风暴最后必定止息于平静的海晏，这是历史的道路，也是文艺的道路。”[6]

在我国的新时期诗坛，随着“朦胧诗人” 和“第三代诗人”进入中年，对中年写作的讨论就出现了。1989年肖开愚在一篇刊于《大河》的题为《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中明确提出中年写作的话题。1993年欧阳江河在《19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对中年写作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显然，我们已经从青春期写作进入了中年写作。……我认为，这一重要的转变所涉及的并非是年龄问题，而是人生、命运、工作性质这类问题。它还涉及到写作时的心情。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 [7]

现在距肖开愚、欧阳江河提出中年写作概念的时候，又过去了十余年。毫无疑问，今天的诗坛尽管是老中青三代诗人共同撑起的，但起到骨干作用的则是那些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年诗人。这一代诗人，经历了政治风浪与艺术革新风暴的洗礼，经历了改革开放与全球化，青春期的躁动与狂热已转化为中年的沉静与坚实。在学习西方与继承传统之间，在个人化抒写与社会承担之间，在情绪的勃发与艺术的节制之间，在发散性的幻想与意象的凝定之间……正一步一步地寻找自己的定位；他们的身影在世纪初的诗坛上正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这一代诗人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任重而道远。用“中生代”的称号把他们在诗坛的位置突显出来，以引起评论界及读者对他们的重视，既可以对这一代诗人进行整体考察，又可以对他们中的代表性诗人进行个体解剖，这对当下诗坛的建设和未来的诗歌史的书写，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吗？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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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光荣 时间: 2012-10-11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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