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谈知识分子写作：作家就是观察者

松山居士

2014年1月5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年度文化沙龙在京举办，以“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为主题展开论坛，欧阳江河与格非、戴锦华、柴春芽共话“文艺与新民”并谈论了知识分子写作，为读者呈上2014年开年第一场文化盛宴。在浮躁的环境下，学者、作者需要好的平台展示思想，读者需要有好的平台沟通交流、参与讨论，创始于2012年底的“新民说”正是提供了这样的平台。

知识分子是谁？戴锦华教授的理解是：“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对抗强者，那一刻你是知识分子，你退到书斋当中读书，你就是个读书人。”至于知识分子写作，格非强调的是“对于现实有没有观察，这是区别好的文学和不好文学的重要关键。”作家、文学评论家李长之曾说：“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清浅鄙近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植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欧阳江河、格非、戴锦华、柴春芽以“文艺复兴”的命题，畅谈了知识分子写作。

类型

“我和格非、戴锦华、柴春芽涉及了四个领域不同性质的写作，但又有所交叉，还有一种类型是媒体写作。”——欧阳江河

正如欧阳江河所说，自己和格非、戴锦华、柴春芽涉及了四个领域不同性质的写作，但又有所交叉。

欧阳江河，原名江河，著名朦胧派诗人。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3年至1984年间，他创作了长诗《悬棺》。其代表作有《玻璃工厂》、《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傍晚穿过广场》、《最后的幻象》、《椅中人的倾听与交谈》、《咖啡馆》、《雪》等。著有诗集《透过词语的玻璃》、《谁去谁留》、《事物的眼泪》，评论集《站在虚构这边》，其写作理念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坛有较大的影响，现居北京，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诗人。

格非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又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的写作者。“他的写作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从小说家、文体学家、先锋作家向成熟作家的写作转型，在中国只有少数几个人完成了这个转型。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写作意义上的小说家。”欧阳江河说。

戴锦华，无论从启蒙的意义上还是从成熟的意义上讲，是中国最重要的导师型的思想家，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电影、电影史，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以及女性主义、女性文学等，也有涉及哲学领域的写作，现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导。

出生于1975年的柴春芽做过摄影记者，也是文字记者，被台湾文坛誉为“中国最年轻的大师”，也从事影像创作，最近拍的电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刚刚在温哥华国际影展获得特别提名奖。

欧阳江河补充说，还应该有媒体写作的领域。“尽管我对媒体意识形态有所警惕，但是媒体写作是我们当代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类型的写作，按照我所喜欢的诗人的说法，历史是永久的新闻，说明新闻写作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文明

“文学除了有跟现实做直接的反映和呈现的这样一种使命和功能之外，它肯定还有自己的一个历史。所以有我们称之为文学性的问题。”——欧阳江河

文明的嫁接是人们一直进行的过程，这个嫁接的过程中人们不断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认识自我，同时塑造自我的人格和民族人格。

柴春芽坦言，自己到了30岁开始了全新的思考。“我在想，我这多少年来的阅读，对西方文学、西方哲学的阅读，很多的价值观我是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的行为，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环保主义者等等，这些东西又不是中国文化里面所具备的，这时候我还是个中国人吗？”所以到了30岁那年，他希望完全进入另外一个环境，去了西藏。“当然这时候也是因为有另外一些影响，比如我那时候比较系统的阅读俄罗斯文学，从列夫·托尔斯泰开始，我读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我们后来以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其实是超现实主义作家。”

“在这样一个提问题的时代，敢于从答案的角度来理解人生和世界是非常非常需要勇气的。”欧阳江河说。“文学除了承担媒体和新闻的功能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文学自身的使命和功能？杜甫在反对安史之乱的时候，在国家破碎的情况下，依然写出了那些优美的诗篇。所以这不仅仅是反不反映现实的问题，他也反映现实，同时还有一个文学本身的功能、成就和历史。我们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去问问题？就是文学性的问题。”

启迪

“作家就是观察者，当然这个观察者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去观察的，需要有一定的训练，要有足够的敏感性，需要有一定的聪明。当然，也需要有学识。”——格非

而格非将他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角度带到他的观察、他的阅读和他的思考中，他的观察、写作和作为一个生活者，一个经验意义上的、行动意义上的存在者来说，中间就有了一些间距，但是又浑然一体。

格非回忆说，有一年自己在华东师大工作，有一段时间对前途、对社会、对方方面面感到非常绝望，整天唉声叹气。“我们导师每次看到我都忧心忡忡，觉得这个人怎么回事，怎么眉头紧锁？后来他实在忍不住，有一天问我为什么烦恼？先生问我，我也只能坦率交代。我跟他说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社会怎么样。讲完以后我们导师说，‘你不应该悲观，你在大学里教书，你要知道你周围还有学生，你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你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当你在影响别人的时候你是合法的，你注意到了没有？’他说，‘你在学校里教书你都觉得绝望，你可以影响你周围的人啊？首先你影响你的老婆、儿子，当你们这个家变得比较文明了，每个家都变得文明了，社会自然就文明了’。”格非说。

在格非看来，作家就是观察者。“当然这个观察者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去观察的，需要有一定的训练，要有足够的敏感性，需要有一定的聪明。当然，也需要有学识。你天然以为你就是知识分子，你在大学当个教授，你就觉得怎么着？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趣味，然后以此沾沾自喜？实际上我觉得最关心的问题不在于你挣钱多少，你是哪个阶层，所有人都有写作的权利。”格非说，“但是问题不在这儿，不在于说你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而是你对于现实有没有观察，这是区别好的文学和不好的文学的重要关键。”格非以门罗的作品为例剖析说：“看了门罗两本书后我大吃一惊。我不太喜欢她描述句子的方面，但是她特别好，特别关注邻居，小镇上父亲和女儿、母亲和女儿，和孩子、朋友的关系。她的视野很狭窄，她就关心这么一批人，但是她写得非常深入。如果把她的作品读懂了，对世界非常现实的部分就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门罗是不是一个好作家我不知道，但是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观察者，她观察到了这个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或者非常隐秘的部分。当然作家需要有眼光。”

反思

“确实有一种东西叫知识分子写作，但是不意味着有知识的人写作的东西就是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意味着一种社会关怀。”——戴锦华

“知识并不跟知识分子相关，我经常反复强调这件事，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是一种社会身份，知识分子跟你有多少知识没关系，知识分子只跟社会功能位置相关。知识分子是什么？知识分子是站在弱势者一边，站在正义者一边，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对抗强者。你出而做这件事，那一刻你是知识分子，你退到书斋当中读书，你就是个读书人。”戴锦华说。

她表示，自己一直拒绝两件事，一个是自恋，一个是悲情。“我赶快反省，我是不是自恋了？我是不是放大了我们这种一己的体验，或者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点点特殊。但是很认真的思考之后觉得，我们生逢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折点，就是全球化。到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必须有一点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当年有一点矫情的诗句今天都变成了真实，就是你不要问那丧钟是为谁而鸣的，它是为你而鸣的。每一次丧钟的敲响都是人类的死亡，都是人类的离丧，每一根树枝折断的时候都是大树在受损。”

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技术突破也许正在整体改写着人类。“胶片的死亡是不是意味着电影的死亡？是不是一种全新的电影——后电影时代的到来，一种全新的东西正在取代它，全新的东西是什么？对于文学、对于我们这些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也许是书籍的死亡，也许是纸的死亡，也许是文字和它的介质之间这种关联的彻底改变。今天人们有网络写字、网络阅读、微小说、微电影，我先不说微小说、微电影80%以上都是广告，大家一定在手机，在微信上面看到非常美的在街头唱《欢乐颂》的微电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是银行广告？或者那个极端美妙的舞蹈的微电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后出现了一行字，“Just do it。”这是耐克的广告。当这样即时的、短平快的、数码媒介的、不再具有任何物质的硬体的文化，正在成为我们文化主导的时候，我们必须问自己，今天写作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还能用什么方式写作。”她说，“我们从来没有比今天离科幻小说所狂放想象的世界更近。”

刘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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