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所体现的社会

水清沙白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讽刺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也有人认为是吴敬梓最后所作），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作者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小说成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也使作者吴敬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人物之一。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儒林外史》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

　　《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马二先生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王玉辉劝女殉夫的大笑……这瞬间的行为是以他们的全部生命为潜台词的，所以这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讽刺具有巨大的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

　　由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讽刺当时的八股分子和官僚及封建社会，添加了一些正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的划分线主要在于保持着应有的道德品格，而反面人物则是那些整天凭着官位欺压百姓，并且不学无术的官僚以及那些只知钻研儒学、推行正道其实却把道德品质封存的儒士。

　　正反人物还分多种，书中理想人物就是第一回出现的王冕。而其他的正面人物，如虞育德、庄少光、迟衡山、杜少卿等，虽然要比那些反派人物高尚得多，但心里仍有儒家思想，例如杜少卿，虽然讨厌虚伪的孝道，但却因为提倡真孝而进行的“豪举”也不过就是被那些市井之流欺骗夺产，最后落了个贫穷一世的结局。沈琼枝作为一个敢于反抗、自强自立的女性在书中独具光彩。

　　再如儒士“马二先生”马纯上（原型是作者吴敬梓的一位姓冯的朋友），虽然在儒学方面有些封建思想，并且做事天真（见西湖庙里被假神仙骗），不过结果是好人有好报的类型。并且在仗义疏财事件中，也不乏看出他是一个君子，所以他主要还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但有些反面人物，如范进、潘三等，确实全是讽刺了。

　　其实，从正面人物也有很大的儒学思想中可以看出，吴敬梓本人还是有一定的“崇奉孔孟”的道德观。
吴敬梓的社会改造理想深受颜李学派的影响。颜元曾说：“如天下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李恭《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儒林外史》正是主张以“礼乐兵农”的实学取代空谈性理的理学，以“经世致用”的学问取代僵化无用的科举时文。迟衡山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的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作品里写了两件大事，一是祭泰伯祠，一是萧云仙重农桑、兴学堂的政绩，用以体现作者的社会理想。庄绍光、迟衡山等真儒名贤，因“我道不行”而“处”而不出，但是，他们没有忘记社会责任，渴望能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他们倡议集资修建泰伯祠，以礼让天下的泰伯作为道德典范，借此习学礼乐，“成就些人才”，“助一助政教”。于是由大儒虞博士主祭，演出了一场鼓乐喧天的祭祀大典。接着又写了文武兼备的戍边将领萧云仙在青枫城带领农民垦田植树，兴修水利，开办学堂，开启民智，具体实施“礼乐兵农”的社会改造方案。

　　吴敬梓改造社会的理想与时代进步思潮相呼应，具有鼓吹政教，提倡实学，反对浮言，谋取事功的意旨，但是却披着古代“礼乐兵农”的外衣。他的社会理想是走托古改制的路子，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基础，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书中笼罩着幻想破灭的悲凉情绪。曾几何时，传闻天下的泰伯祠就墙倒殿斜，乐器祭器尘封冷落，“贤人君子，风流云散”。萧云仙武功文治，轰轰烈烈，到头来却被工部核算追赔，破产还债，他的“礼乐兵农”的社会改造方案以失败而告终。

　　作者在探求理想的同时，对封建文化作了进一步的反思，其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礼教和社会习俗。王玉辉是一个受封建礼教毒害极深的迂拙夫子。当了30年秀才，考不上举人，进不了官场，却立志要写三部“嘉惠来学”的书，宣传封建礼教和礼仪。他不仅不惜以残年之力进行说教，而且身体力行。当女儿提出要以死殉节时，他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大加鼓励：“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当他得知女儿从夫自尽的噩耗时，还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这里，没有坏人引诱，也没有法律规定，却是顽固的封建礼教的毒害，使王玉辉的女儿自觉从容地绝食而亡，使王玉辉不自觉地成为“以理杀人”的帮凶。

　　真儒名贤的教化不能挽救日下的世风，追逐功名富贵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五河县追名逐利、奉承谄媚的恶俗，汤公子和陈木南嫖妓的丑态，妓女聘娘官太太的迷梦，假中书的闹剧等等，充分揭露了社会的乌烟瘴气、卑鄙龌龊。

　　作者既看到社会改造理想的难以实现，又不忍放弃对社会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他又把目光转向社会的底层，写出一群远离科举名利场，不受功名富贵污染的市井平民的形象。修乐器的倪老爹，看坟的邹吉甫，开小米店的卜老爹，开小香蜡店的牛老儿等等，他们朴实善良，相濡以沫，古风犹存，充满人间真情的温馨。

　　当真儒名贤“都已渐渐消磨了”的时候，作者在全书末尾写了“四大奇人”。季遐年，既以写字为生，又以写字自娱；王太是围棋高手，又是安于卖火纸筒子的小贩；开茶馆的盖宽，画一手好画，但不攀附权贵；做裁缝的荆元，弹一手好琴，以此自遣。他们自食其力，多才多艺，安贫乐道，高雅脱俗，过着“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自在的日子。这“四大奇人”，是知识分子高雅生活“琴棋书画”的化身，是作者心造的幻影，是文人化的市井平民，是作者为新一代读书士子设计的人生道路，体现作者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但是，幻影终归是幻影，因为“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荆元悠扬的琴声“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婉转”，令人“凄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