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难度的诗人

白公智

做有难度的诗人



文/张洁



我认为，诗歌创作的难度，首先是诗人的难度。换句话说，有难度的诗人，才能创作出有难度的诗歌。

关于这个问题，轻体诗或泛诗歌不在我的论述之列。尽管它们也有其各自存在的意义，无论中外，都有过轻体诗的传统。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难度写作”，所以，我的视野就暂时圈定在一种严肃而清醒的写作范围之内。针对此，谈谈我个人肤浅的理解，仅供参考。

难度写作，经常会被理解为（或诬称为）“难懂写作”。其实这不应该令我们感到意外，也可以不必产生受辱的感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难度写作即艺术创新。在艺术创作中的任何一种创新，在心理层面上，都是对作者和读者既往习惯的一种挑战一种阻抗，必然带来难度，写作的难度和阅读的难度。

然而，即便“难懂”，也必须不是首先来自于我们的词语或技巧，而是来自于我们的思想与灵魂，深刻的思想与高蹈的灵魂。所以，我的理解，难度写作，同时又是高度写作、深度写作。这样的写作，才是对人类历史真正的忠诚，才能带来对人类心灵的正确引领，才能执行诗歌创作所肩负的精神启蒙灵魂塑造的使命，才算忠于“诗人”这个名字！

当然，我也并非是说语言和技巧不重要。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恰恰相反，我们这被称为诗人的一群，正是做着语言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的难度的外在表现就是语言的新发明。这里不谈语言和技巧，只是限于时间和篇幅，仅拣取一个切面一个重点来阐述我的观点。

对诗歌的敬畏。真正的诗人绝不会把诗歌当作达成世俗目的的工具，名利的敲门砖，私怨发泄的出口。中国自古就有一种十分功利的传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黍，书中自有颜如玉”赤裸裸地表达出读书不过是满足肉身欲望的一种手段，同样，受之影响的那些写作者，也把它当成写作的目的，无论他们口中是否承认。可想而知，怀揣这样的动机，怎么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好作品。亨利·米修说：“单单创造一首诗的雄心就足以消灭这一诗篇。”

真正的诗人敬畏诗歌，把诗歌创作视为天赋神职，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亚里士多德在《论诗学》中写道：“曾有一段时间，智慧的诗人这样生活：他们区分公权和私权，辨别神圣和猥亵，阻止人们淫乱，并制定了婚姻制度。他们建立城镇，把法律刻在木碑上，为此人们赞颂诗人，称他为神谕的传达者，赞颂他们的诗歌。……诗歌传递神的意志，教导人们正确的生活方式。”

墨西哥诗人帕斯终身以高度的美学尊严致力于文学事业，成为墨西哥文学也是世界文学最令人信服的向导之一。有人评价他的诗歌说“一与他的诗歌接触，我们便暂忘‘习俗’之境而进入‘生之惊奇’的领域”，他的诗歌能够“使读者成为一个诗人”。被称为“二十世纪的首席诗人”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更是敬畏诗歌的典范。她可以用脏手吃饭，却绝不以脏手写作。在美国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的《茨维塔耶娃以及翻译》（王家新译）中记录了茨维塔耶娃这样一段话：“我可以吃——以一双脏手，可以睡——以一双脏手，但是以脏手来写作，我不能。（还在苏联时，当缺水的时候，我就舔干净我的手。）”也正是用她这双添干净的手，写下了一千多首诗，为俄罗斯以及全世界的一代代的阅读者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也正是这样的诗人，才拥有一百年后迎来真正读者的自信。

大视野。诗人应该注目人类的整体，特别是人类的苦难史、心灵史。扎加耶夫斯基在一篇随笔中，把人类历史分为三种：武力的历史、美的历史和苦难的历史。他深深慨叹“苦难的历史”未能留下痕迹，成了哑默的历史。而这一部分恰恰是最值得我们投入全副精力去关注、研究、记录的。我认为“苦难的历史”，正应该被诗人主动领养。我相信扎加耶夫斯基也认同我的观点。

这里所说的苦难，不是小我个人际遇的苦难。茨维塔耶娃是苦难的，但又是最不“自我”的诗人。因为，她不是祥林嫂式的人物，念念不忘地对每一个过路人述说狼叼走了她的孩子。恰恰相反，她极少在诗歌中诉苦和宣泄。她的灵魂强大到足以蔑视毁灭自己的各种力量，整个心灵服从于至高旨意的引领，关注世界的公义、时代的变化和人类共同经受的那些苦难。当然，诗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各异，但即使习惯内视的诗人，也不要忘了抬眼外观，不能自己把自己溺死。“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真正的诗人，既主动承担苦难，又超越苦难。这种超越，也不是奔赴刑场之前的豪言壮语，不是坟头的花圈，不是时下流行语“正能量”“主旋律”。这种超越，是在精神上对苦难的超越，在人类智性、美学、灵魂层面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样的诗歌作品，年轻人读了，可以知道未来迎接他们的将是什么，老年人读了，能够理解他们已经经历过的生活何以如此。

写作者的良心。据我观察，凡是严肃而清醒的诗人，内心都充满对庄严的感知，笔下尽是对庄严的致敬。在他的作品里，我们能看见他庄严的姿态。然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诗人们逐渐放弃了对终极意义和绝对真理的追求，放弃了诗歌肩负的人文启蒙的使命，去神圣反崇高的呼声日涨，成为被争相追逐的时髦。从表面看上去，这种写作采取一种降低身份的亲民姿态，貌似要与人民大众平等对话和沟通。然而，这种俯就，并未迎来预想中的回应，读者大众并不买账，反而更加瞧不起所谓的诗人。他们鄙夷：诗歌就是这样呀？诗人就这德性？不知从何时起，诗人不敢再自称诗人。“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这种堕落的光景着实令任何一个有尊严的诗人无地自容。当被讥讽的“宏大叙事”变为“私人写作”，表面看上去，诗歌内容更具体了，一切尽可入诗，诗歌的主体看上去更有血肉。诗人不再享有道德和知识的优势，不再被读者仰视。诗歌的主体“我”，变成矛盾的我、分裂的我、有待争辩和探询的我。但是，我想问：这样的“我”，对人类文化对人类心灵有何贡献可言呢？

我认为，诗人应该勇于承担，主动把最终审判压在自己的头上。诗人应该做我们生活的土地与人类自身价值的守护者。关于担当，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担当就是到政府门口举牌抗议，或者就是借用分行文字的形式对社会现象和事件发起炮轰。这也是一种担当，但这不是诗歌本质上的担当。诗歌本质上的担当应该是救赎。帕斯在谈到他的作品《狂暴的季节》时说：“书中所有的诗篇都是面对一座城市、一道风景、一种历史而发的一个问题、一段沉思或一首颂歌”面对空间和历史发问：“这里面有什么可以被救赎下来？”救赎，是所有伟大的作品共同的指向。帕斯说，诗人破裂的脑袋是一泓泉水，“泉为众人而歌”。这让我想起了耶稣。据《约翰福音》记载，耶稣曾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里所讲的正是救赎。对人类灵魂、人类历史的担当，是作家的本份。以我们柔弱的肉体，无法抵挡一柄利剑（如今是核弹），但在当代文明废墟之上进行人类道德与心灵的重建却有可能让刽子手放下屠刀，使狂热的战争分子铸剑为犁。至少在理想的层面来说，可以产生这样的动能。当然，这是一件长期而艰苦的工作，但愿我们都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反思与批判。我们知道，重建是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批判本身即是一种重建。社会批判，人性批判，和语言批判。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头看，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所抱的那种社会进步观，已经不证自明地成为一种现代迷信。所以，真正具有人类良知的作家不可能再创作可笑的“歌德体”。真正伟大的作品必然都是批判的作品。当然，这里所说的批判并非如这个词语在中国当代历史的某个时期那样令人恐惧。这个“批判“，不等于那个”批判“。这个批判有着各种不同的面孔与行进方式。这个批判更侧重于反思。反思，说到底就是创造。另一种创造。

我们不是做愤青，也不是职业革命家，不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家，我们的作品也不是新闻或社会学著作。批判完全可以是不带火药味的。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没有任何“社会纬度”，但却有着深刻的瓦解力。他为我们显示，我们人类是永远不会实现的欲望的牺牲品，活在幽灵们中间。所以，历史的眼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见，对一个诗人来说至关重要。

距离和拒绝。拒绝收买，远离热闹，逃避荣誉。

“你不可以收买我。这就是全部要点所在。”茨维塔耶娃这样写道。布罗茨基谈到茨维塔耶娃对世界的反应方式是“我拒绝”。她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对于你疯狂的世界/我只有一个回答——我拒绝。”在谈到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时，茨维塔耶娃形容说这是一场“逼出来的婚姻”。她有一句著名的诗：“所有的诗人都是犹太人。”这是意味深长的。当然，这里“所有的诗人”，当指真正的诗人而言。在组诗《致捷克斯洛伐克的诗章》中她又写道：“但是我们站立——整个国家站立，/只要我们的嘴里还留着一口‘呸’！”（王家新译）在妮娜·科斯曼的《越过障碍：茨维塔耶娃及其翻译》一文中，引用了茨维塔耶娃笔记中的一段话：“我只靠这副皮包骨活着，所有的你们都披戴着盔甲。你们拥有你们的艺术，社会出路，友谊，消遣，家庭，职责。我，在最底层，一无所有。所有都像一张皮一样落下，或处在这张皮下——活生生的血肉或火焰：我，普绪克。我不适合于任何形式，甚至不适合于我自己诗作中最简单的形式。”当我初次读到它的时候，我被深深打动，几乎浑身颤栗。一个诗人以普绪克（即灵魂）自况，自愿剥落一切的外在，以赤裸的灵魂面对世界与写作，这是何等高贵的拒绝，这是何等决绝的远离。正如布罗茨基所言，茨维塔耶娃是“天上的真理的声音/与俗世的真理相对”这句话的基本注脚。

真正伟大的作家几乎都是边缘人。从客观上来看，一切社会否定它的诗人，事后又为诗人立碑。从主观上来说，真正的诗人常常主动寻求自我的边缘化。所以，我对诗歌界那种对诗的小众诗人的边缘化自哀自怜的声音不以为然。我们不要怕边缘化。边缘化本来就是诗人的命运。有人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唐宋，好像以为那时的诗人多么受欢迎，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无论中外，诗人向来不是名流、明星。里尔克说：“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古老的敌意。”北岛曾引用这句话，并勉励诗人“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与所处时代、母语以及自身的某种紧张关系。”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写道：“伟大的天才不是由于我们这个天下太平的世界才堕落的，而是因为那些毫无休止的内心之战，将我们牢牢抓紧的欲望，以及那些破坏我们生活的对名利的追求。因为利欲，……我们身心都沉入了深渊。……财富和奢侈在我们心中驻扎下来，马上开始培养下一代，生下‘浮夸’，‘虚荣’和‘挥霍’……长大成人，它们就会在我们心中种下执傲的君王：‘傲慢’，‘枉法’，‘不知羞耻’……到这时，人就再无法抬起自己的眼皮，再也不关心自己的美名。他们的生活完全被毁了，他们伟大的灵魂逐渐萎缩，退却。”两千年过去了，上面这些话仍然合适，或者说，经过了两千年，人类的心灵仍然没有进步到足以名利缠身而不倒。。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破除对荣誉或名气的迷恋。对此，博尔赫斯有一种洞见，他说：“荣誉一直是一种对现实的简化，有时是腐化。没有任何名人不曾被他的荣誉中伤过。”举目今日中国诗坛，诗人们争相角逐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项，小圈子之内互相加冕，并且丑闻不断，令世人不齿，让诗人的名号蒙羞。或许对一个诗人来说，获奖出名可以给他带来某些实际的利益，但他同时失去的更多。如果博尔赫斯所言不谬的话，这些人则是以自己的诗歌生命为赌注，无异于飞蛾扑火。

总之，做一个真正的诗人是难的。一个真正的诗人，就是一个有难度的诗人。

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人不仅是吟唱哀歌的俄耳甫斯，更是行动的西绪弗斯。他不自量力地要把石头推上山顶，阻止时代不可遏止的下坠。

以上仅是我学习大师的心得，并非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只能如保罗所说，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





2015/8/22于果园。

查干龙

有难度的诗人，才能创作出有难度的诗歌。

有道理！

安文

好文章，很有见地。

野百合的春天

来学习一下评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