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大家读一读：对一位只有三年诗龄的著名诗人的质疑

白公智 · 发表于 2015-8-3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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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白公智于 2015-8-3 22:10 编辑

对一位只有三年诗龄的著名诗人的质疑

哎呀，阴毛青葱，长在伤口的两旁

一篇通讯引发的现场解牛

风方

·一·

　　二十多天前，在《诗生活网》（来源《深圳晚报》？）上看到一篇通讯，说到一位叫郭金牛的主题诗人，其诗作“曾被翻译成德语、英语、荷兰、捷克等多种语言，引起海外西方文学界对中国当代汉诗反思，称其诗集《纸上还乡》是中国当代中文诗最重要的收获。”

　　吓我一跳，什么文本，这么牛，能引起西方文学界对当代汉诗的反思，被云称中国当代中文诗最重要的收获？据我所知，包括死去的诗人在内，当代中国诗人，其文本还没有谁敢称“当代中文诗最重要的收获”。不仅牛，还是一头“金牛”，国宝级的。

　　百度一下，这头只有三年诗龄的“诗牛”，除了获得国内XX、XX、XX大奖，还参加什么什么国际诗歌节，在国际一流诗歌平台上和所谓的国际一流诗人交流，抛去他的农民工标签，俨然已经是代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国际？）一流诗人。

　　接下来就是迫不及待地找来他的文本，老实说，我那一年在北京文艺网上看过他的诗，当时顶多浪费我二十分钟，除了一两首诗有点印象外，其他的一飘而散。但现在不同了，我得认真细读，以对得起许多大师们的盛赞，对得起“当代中文诗最重要的收获”，外国文学界都反思了，我这样崇洋媚外，不得不刮目相看。

　　再读，竟读出了问题。“现象只有表现为谎言时，才能道出实情。”我当时的感觉是，真有一些与诗歌有关的人，无知到了无耻的程度吗？不知道他们是在忽悠老外，还是在忽悠中国人。当然，这些论断（像“反思”啊，“最重要”啊）我们还没有在国外找到实据，但我想，即便真的如此，又怎么样？弗朗索瓦·于连说，西方人“从欧洲遥望中国的时候，总是视为海市蜃楼……这种情况下，更多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

　　道出实情，需要文本的解剖，我当时就在脑海里组织了一大堆工具、材料。一头牛，真到解刨时，只是一只蹦蹦跳跳的麻雀（当然，在诗歌的林子里，我们也都是各种各样的鸟儿）。所以，也根本用不着解牛用的斧子、牛刀、刀棍、锯子一类的工具，那是大材小用（无用）。一把水果刀足矣。

　　但不知为什么，这事被我拖延下来了。也许，像罗兰·巴特说的：“一些作品一经人们看到，便耗尽了必要性。”而且，生活的惰性往往战胜写作的冲动。二十多天过去了，再不动笔，就真的永远耗尽解剖的必要了。再说，除了大大小小的赞誉，我还没有看到一篇反面的批判文章，这本身也凸显解剖的必要性。

·二·

　　既然一头牛变成了一只麻雀，从头开始解剖，还是从屁股、肚子，都无所谓。就这点体量，浅显、单调、平庸、狭隘，但作为“最重要收获”，他“举重若轻”，我得“举轻若重”。深入其纹理、质感，却一点也不质朴，充满了低级的炫技、油滑。哪像泥土里生出来的，倒像从中国权力的机谋箱子里蹦出来的小幺。机诈、卖弄、虚饰、耍小聪明，你别说，这可是一切忽悠者成功的灵性前提。

　　这些诗里，尽管我努力读，却很难读到他的心灵、灵魂、意识、思想，以及从心向理性的升渡。是他天生的肤浅或是他的虚掩术？一切在游目所及的现象里打滑，我甚至很难深入到他的愿望和欲望层面，更不说他的价值感、世界观，他的反思，他的理念之本与生命之根，他的存在感与死亡意识。语言尽现单面的平滑、玩味，没有象征，没有寓言，甚至没有隐喻的纵深和层次。别跟我扯什么理性、反思、文化、深度怎么有害诗，云云，啥时代了，一些东西已经不是修辞学而是地质学了，不说，是因为在人类文化基因里埋得很深了。

·炫技，卖弄，小聪明·

　　别人玩高级炫技，他玩低级炫技。高级炫技也算诗歌修辞学一部分吧，低级炫技就很无聊。这个文本里充斥着这样的无聊，俯拾皆是。

　　名人的名字——

“四月七日，我手拎一瓶白酒
模仿失恋的小李探花，
在罗湖区打喷嚏、咳嗽、发烧。
飞沫传染了表哥。他舍不得花钱打针、吃药
学李白，举头，望一望明月。” ——《在外省干活》

　　古诗名——

“《雨霖铃》中。
我追她到宋代，打电话给柳七

七哥，七哥，” ——《想起一段旧木》

　　古诗句——

“张。一个含有爱情的少女。碰见我时
桃之夭夭啊，灼灼其华”  ——《秋天的加法，春天的减法》

“退一步，我就碰到了秋天的
白露，许的皮肤就这么微凉
蒹葭为霜呀，
白露也为霜。”       ——《虚构中的许、白萍洲》

这不是显示古诗文功底厚实，这是在显示贫乏，虽然安排得挺有灵性。要是杨炼或藏棣们这么写，别说我们，连他们自己也会哭笑不得。

　　古朝代名——

“罗租村，工业的秦
地上烧着书。坑里埋着人。
陈胜，手上飞快地装配电子板；吴广，内心焦虑地操作打桩机；
渔阳啊渔阳，真要命。” ——《工业·秦》之一

“隋、一路哭着去樟木头收容所，赎回了
晋哥哥，他打铁，弹《广陵散》，弄打工文学社”
“夏、古典的小木匠，他摸过的木头和吉它是美的
明、六扇门的捕快，他摸过的事物，不是骨折，就是花谢
从东厂巡到西厂，比高衙内还狠，动别人的女人
收保护费。

元、铁木儿。
一个工地上的小工，蒙古人的后代”　——《工业·秦》之二

　　《工业·秦》系列里，几乎把中国的朝代名一网打尽，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历史意识，反而伤害了历史，也搞砸了现实意图，顺便糟蹋了诗。

   因为内容和意识的贫乏，语言拼命在断句、组合甚至标点符号上下功夫，也是一种突破，显示出作者的机巧和灵性。但尽是这些东西，太过，且很无聊。例子满篇皆是，比如：

“投给一个姓赵的人，赵氏孤儿，赵公子
　　　年少的赵王，向左。倾。
　　　我今天去，劝他，别老想着兵发咸阳。钓鱼。岛。”

         ——《今天上午去了翠竹路的康宁医院》

　　文本中透漏出来的卖弄、炫技、耍小聪明，几乎已经成为其风格，后面，我还要结合别的论题，说说这种卖弄炫技对意识的伤害力。

·淫秽·


除了隐隐约约感受到一些影子，这些文本的“主体”，似乎已浓缩为一种“目光”，游移不定、自私、阴郁、色迷，冷眼旁观，打量着周围。尤其是对性、女人、部位和颜色的打量。一种诗学或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淫秽”，蒙上那“目光”，自我藏缩着。妄想、欲望，在现实中受阻，变成语言上的满足，像一个讲黄段子的说书人。每到要害处，醒木一拍——

“哎呀，小妹儿放弃了四川省，细腰袅袅，水袂摇摇。
　　一只猫，潜至体内
　　蜜桃成熟。
　　青春初潮”    ——《木工部的性叙事》

“哎呀，一列火车穿过阴道。”

  “哎呀，阴毛青葱，长在伤口的两旁。”

                              ——《光阴》

“从一数到十，从十数到百，从百数到千
　　一千朵桃花，
　　一千朵牡丹，
　　一千朵冬梅。
　　她们长得真的很好看” ——《十亩小工厂》

老板眼中的“鬼火”和“我”眼中的相似，不信，请看《美丽的小妓女徐美丽》：

“小妓女。
　　　徐美丽。年方二八，丹凤眼，我简直就要爱上。她
　　　第十六个。春。”

“我。很难收回先前在娜娜发廊门前吐过的三次口水。
　　　说过的坏话。这么小，这么贱，这么淫荡
　　　现在，这么爱她。”

语言表现出比一般嫖客更强的占有欲，施虐倾向，因为她是小妓女。《夜游图》里，女鬼也一样：

　“女鬼，想停一会就停一会，想走就离开
　一定很漂亮
　我想，我一定爱上了一只女鬼。

　听说，她的名声不好，纸烛全无。”

不仅恋鬼，还恋物，恋精神病院里女人的小衣裳：

“来。让我捡起一件逃向雨中的小衣裳。
　　　女子的小衣裳
　　　羞或不羞，躲或不躲。” ——《秋雨。疯人院。芭蕾及隐秘》

　　连“我”的自居作用也带着妄想症的色：

“一名木工，男，30岁。正抚摩一段旧木，不象柳永，
　　落寞时，就抚摸，红楼或青楼的阑干

　　第三层楼的妞最漂亮。许多年前
　　我最想娶她。” ——《想起一段旧木》

   甚至富士康第十二连跳自杀者的未婚妻，“我”也更注意她皮肤的白和她“鱼香的嘴唇，小小的酒窝养着两滴露水”。“主体”凝缩为打量的“目光”，这种“淫秽”，在性以外的事物上，体现为一种无聊的刺激心理，一种观赏的快感，一种冷漠的好奇，落实到语言上，这才是诗歌的大敌。

·冷漠，轻佻，自私·

黄段子说书人式的淫秽心理，其主体一般不存在分裂、苦难、崩溃，其自我并不会带有神经官能或歇斯底里倾向，甚至很少抑郁。他心理的疾病偏向于妄想、施虐、恋物或窥视欲。对于诗歌来说，这些都没什么，可怕的是，这样心理的不健康偏偏容易导致意识和道德的下流倾向，体现在诗歌文本上，它很难掩饰自私、冷漠、轻佻、逃避、闲谈、幸灾乐祸、不负责任、一种观赏客的刺激与快感。

“也以我们的快，加速城市的快
　　　突然，脚手架，一个人
　　　自
　　　由
　　　落
　　　体
　　　重力加速度9.8米/秒^2。” ——《打工日记》

   这样写工友的事故与灾难，只顾语言形式上的炫技和卖弄，却不小心暴露了极端的冷漠轻佻和看客般的刺激与快感。这是诗歌根本无法接受和容忍的。而在他的代表作《纸上还乡》中——

“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
　　　数完就到了楼顶。
　　　他。
　　　飞啊飞。鸟的动作，不可模仿。”

仿佛是推出电子游戏的语气，语言游戏到这种地步，真是冷漠到了冷酷的地步，轻佻下流到家了，我们的诗歌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死者、对待人的极端绝望和灾难的吗？

“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
　　一道闪电
　　只目击到，前半部分
　　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

　　绘声绘色，带着赵本山式的比划和幽默，语言的修辞、节奏都恰到好处，真是快感和高潮的时刻，想掩饰都掩饰不住，语言就是这么神奇，连你的无意识里它也完美地蛰伏，并被你的欲望和快感真实地释放出来。

　　滑稽的是，此文本语言上这么亵渎玩弄死者，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这位死者，成全了此文本成为“当代中文诗最重要的收获”。

　　“《纸上还乡》”，文本还要取个好听的名字，生拉硬扯，强加给死者，他明明被烧成灰坐火车回家的，你认为语言这么冷漠地亵渎他，他还会通过你的纸还乡？自私和机诈，往往就是这么不依不饶。

　　继续读下去，道德的负面效应会越来越多，在这个文本上，我们接着看到了骗子《写诗的骗子，是我》，背叛（请看《重金属》），嫌疑人（看《嫌疑人》）等等；当然，他也“喜欢国破”，“恨山河在”（《无题》），阴郁、无聊的刺激心理，甚至小动物也不放过，“妻子说，我很可能疯掉/在卧室漂泊，在床上流浪，不关心性爱/只关心：怎么没有一只蝴蝶/或其它的昆虫在蛛网里//上吊”……

　　在一个提倡中性写作的时代，提及诗歌的道德和伦理责任，是很“冒险”的，但有人偏偏大声说，“……文学是和人类生存有关的、通向真理与道德的话语。让那些害怕这些大词的人见鬼去吧”（茨维坦·托多洛夫）；萨特也说，“在文学必须的深处，我们也感到道德的必须”；甚至罗兰·巴特，在《借端》里也说，“如果自己担当起主体”，“人们永远想象不出创作过程倾注了人类多少的爱（对他人、对读者）”……

　　至于被儒家思想主导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诗学，其道德伦理倾向不言自喻，从现代写作和现代价值角度，尚是另外一个话题。

·肤浅，轻浮，平滑·

　　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轻松的文本，涉及沉重的人类现实时，举重若轻，不仅是一种冷漠，主要是本身实在过于肤浅、轻浮。我怎么读，都从他的一亩三分田里走不出去，除了那点从中学课本里获取的古诗和古史知识，可以充当卖弄文体的资本，其视野、思想、意识、境界、精神状况、情感与心理深度及综合价值判断等等，既狭隘幼稚，又粗疏浅薄，为诗，没什么不行，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等等都可以蹿红，“金牛体”无疑比它们强多了，但做为“当代最重要中文诗收获”，甚至代表当代中文诗，与国际一流诗人作品比肩交流，并引起了国外文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反思，这使我不得不反思自己对当代中国诗的认识，其实，我一直认为，所有中国当代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中，能够比肩国际一流水平的，屈指可数，但当代诗歌，有幸成为突围出去的极少数。要是以“金牛体”做为例子，无疑会颠覆我的认识。可笑的不是这种文本，可笑的是这种很平庸的“麻雀文本”几乎要成为国宝级的金牛，谁吹的，气这么足？

唉，一提到意识、精神、深度、崇高一类的大词，连我自己都有气无力。从八十年代开始，连诗歌都高举反对它们的大旗，弄得我一直提心吊胆，他们从西方借来点现代意识，蒙头蒙脑就开始狂轰乱炸了，倒是看清真正的敌人啊，一些虚假的意志形态连造假者自己都很明白，你冲击的只是他们摆弄的道具！中国要是有真正的“上帝”、“精神”、“本质”、“崇高”、“真理”、“深度”、“良知”等等概念与意识，深入人心，中国人的悲剧和灾难（比如文革）会显得那么白痴可笑吗？你的冲锋，无意间就做了对手的同谋。这种错觉的可笑，“原因很简单”，弗朗索瓦·于连说，“中国和我们（属于欧洲的‘我们’）不是书写在历史的同一页上。”

　　其实，根本不用我从诗学角度来为一些大词平反，看看这个文本作者参加交流的那个平台上，曾经来过的一些名字吧，巴勃罗·聂鲁达、约瑟夫·布罗茨基、希尼、帕斯，赫贝特、马克·斯特兰德……哪一个不是这些大词的铁证？其实，凡国际一流大诗人，不客气地说，都是铁证。

　　一提起老外，有人可能又要像阿Q那样，拉出祖宗来说事了，说李白杜甫苏轼云云，第一，那属于遥远的古代，在当代，你试试他们的文体，肯定连《红楼梦》里的小姑娘都不如。第二，按当时意识水平，这些大诗人绝对“深度”。第三，他们要是活在当今写作，也绝不会放弃国际最先进的思想意识。

　　扯远了，回到今日话题，前面说过，这种文本的主体从不入情，他很少分裂、痛苦、崩溃，他对苦难麻木（虽然他身处苦难的中心），他自我打滑，从不担当。主体隐藏为某种旁观的目光，他者的命运在他的言语层面滑进，根本触不动他的灵魂，所以他把自我掩藏得很深。没有灵魂，也便没有真正意义的肉体（好像也是于连所言？）；没有命运感，存在感；一种黄段子说书人的主体视角，平滑，轻浮，“淫秽”（并非“扫黄打非”意义上的），一种龌龊阴暗的心理制约，妨碍了良知层面上对文本的光照升华。

　　有时我真的为他可惜，他比别人处于更合适的位置——但不妨碍他享用这一位置的运气——来完成阿多诺所说的“苦难，而不是肯定，是艺术的人性内容”……

　　阿多诺还说，苦难的另一面就是战栗，一种被他者触击的感觉。他分明借用了康德的概念，这是通往崇高的门户（虽然在康德那里，是面对自然的战栗）。我们分析的文本如果具备这种良知和质素，会毫不客气地抓住机遇。伯恩斯坦说，“崇高是对战栗和苦难的审美化概念。”阿多诺说：自康德以后，崇高成为艺术的历史性组成部分。遗憾的是，该文本反其道而行之，如前面的分析，在第十三个自杀者面前，他根本没有战栗，他只是游戏，在语言上煞有介事，暴露出黄段子说书人式的叙事本质。

　　这些，即使不论道德，也暴露出文本的肤浅、轻浮和平庸意识，我说错了吗？再看看《灿烂的小妓女，徐美丽》——

“我。很难收回先前在娜娜发廊门前吐过的三次口水。
　说过的坏话。这么小，这么贱，这么淫荡
　现在，这么爱她。
　我有什么资格
　写诗。对生活说三道四”

　　终于看到了他的“意识”，他的良知，他对自我的忏悔。哦，一个女人，因为生活有负担，获得卖淫的正当理由，这些我们没工夫辩论。问题是，“我”说过她的坏话，就该因此剥夺“我”写诗和对生活说三道四的资格吗？亏“我”还是一个诗人！这些意识，和前面我提到的阿多诺真有一比，他也说过一句话，“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不说自我的分裂、崩溃、绝望一类的词汇，让人看着晕。我们再说说痛苦或痛感。和文本作者一同参加过某个诗歌朗诵活动的欧阳江河，当时说过一句话，“诗人要写出有深度的作品，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痛感’。不光痛感，怀有困惑、质疑、忧郁。”法国作家米歇尔·乌勒贝克则干脆说，“创作诗歌的首要步骤是追根溯源，即：探询痛苦。”所以，当我在解剖的文本里寻找主体痛苦或痛感的东东时，还真找到了，在《写诗的骗子，是我》里，“我”可能骗得别人几百元钱，所以——

“每当我谈到诗歌，灯盏就会依次熄灭
　是否碰到谁的痛处？

　账单，一共七百八十元
　比旧时更加清晰”

这点小痛，又扯到诗歌，可能是以诗歌的名誉骗得的吧，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种文本所涉及的自我痛苦和痛处，是他一亩三分田里的事，好像他就这点诸如此类的闹心事。而真正的诗歌痛苦，既来自自我的生命与存在层面，更来自人类的命运与良知层面。

　　说到良知，提醒我思考一种自私轻佻冷漠的文本，怎样限制了文本自我的提升。记得保尔·贝尼舒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人类良知中蕴含的超越性”。真是这样的话，也帮我们解开了一切拥有人类良知的伟大诗歌文本都拥有共通的精神性之谜。

　　精神性，实则是艺术与诗歌的内在生命。康德说：在审美的意义上，精神是对激活心灵的原理的命名。

　　“肤浅”，一个绝妙的词语，一方面，因缺乏精神、良知、理性等等高度，语言触及不到身体深处，心灵、灵魂甚至血肉，仅止于皮肤之痒，触不到生命之痛。另一方面，没有灵魂、痛苦、战栗、反思，语言如何像R.S.托马斯所说，“通过心灵，到达理性这一层，可谓诗歌。”

　　好像一种悖论？对，生命的真理就是悖论，冲突，“哪怕被称为和谐的东西，也必然包含着绝望和对立的残余，”阿多诺说，“冲突是和谐的真理。”这么肤浅、油滑的文本，向中文或世界一流文本过渡，中间是漫长的路，灵与肉，精神与现实，自我与他者，对立、冲突、交融，要经历多少怀疑、痛苦、反思和苦难的升华，不是耍耍小聪明，摆弄几套花拳绣腿就忽悠得过去的。

　　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的信》中说，做为Dasein的人，做为本源意义的人，也有一座房子，一个家，那就是“诗”，语言是存在的家，是思想，为存在建造了这个房子。最后我提说到这些，还是想提示思想对一流文本的重要性，托多洛夫干脆说，“作品中的思想观点正是作品的核心所在。”他的话有点矫枉过正，但别忘了，他可是从新批评和结构批评阵营里走出来的。肤浅的诗歌文本是没有前途的，更不要说轻浮、轻佻的文本。

·三·

　　不是说，《纸上还乡》就这么滥，一无是处，也有一些亮点，但不是我今天要分析的。不管怎样，它只能算很一般的平庸文本。为什么拔得这么高呢？难道因为他的农民工身份（像一位女诗人的脑瘫特征）？如果是这样，对诗歌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噱头。一些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变着花样渗透每个角落，甚至一些诗歌的大脑。记得前些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也推出过什么“旭日阳刚”“西单女孩”，表达对底层歌手的关注。这些意识形态化的东西，虽然让人不舒服，但也没有什么，问题是，非要让他们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声乐大赛，就会出洋相了。

　　如果不是身份问题，而是认为他的诗歌水平确实一流，那就属于判断力问题了。这么多年来，中国诗歌界和许多诗歌奖，推出过不少诗人和诗歌，引发不少争论，闹出过不少笑话，甚至令圈外人都很看不起诗歌。以前我一直懒得关注。但中国诗歌环境污染得这么严重，诗人们总会被迫树立起环保意识，打破沉默，行动起来，维护诗歌和自身的健康。

　　如果是别的说不出的原因，我宁愿它永不开口。不管怎样，拿文本说话的诗歌领域，不应该出现像官场那样的逆淘汰现象。如果这样，就是诗歌的一大不幸了。不过也难说，说不定更甚于中国其他行业。那就是一些潜伏着的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的末日了。在此知识信息大爆炸时代，加上生存的紧张与压力，远比陶渊明时代更容易埋没一些陶渊明们。

　　·（2015年7月19日）·
小编按：诗人写自己，评论者评自己的，见仁见智，你看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