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诗意与爱的可能 ——聂权诗歌论
寻常诗意与爱的可能——聂权诗歌论
刘波
聂权的诗，越来越趋向于某种现实性，当然，这一现实并非完全是俗世意义上的，而是他在竭力靠近某种真相，这真相里有残酷与冷漠，也有温暖和爱意。就像他经常触及到的、“弱势”、“沉默的大多数”和那“一小片阳光”，这些冷暖色调的人生融合在一起，看似矛盾、冲突，甚至不乏对立和对抗，然而，它们又不得不同处于一个时代，其交叉存在本身，就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真实格局，同时也构成了聂权笔下诗意存在的可能。这也是我愿意去读聂权诗歌的缘由，面对那些令人揪心的现实，他没有控诉，也没有说教，他在给出自己切入人生与观察人世的角度，每一次下笔，每一个意象，都出自眼中所见，心中所感，触之深，识之切，这为人生的写作心态，当是聂权朴素运笔的前提，更是他前行的动力。
一
我还记得前两年和学生们在课堂上讨论聂权诗作《疯子》的情形，面对这首“疯子”之诗，好多学生一脸茫然。他们不明白，自己在校园中经常能碰到的某类外表疯癫的人，何以在诗人笔下成了一道“内心的景观”。诗人是这样讲述的：“活在这个尘世间，他多少有点/可笑，甚至/多余。这个疯子/这个曾经的山西大学的教师/每天穿行在草木之间，以往的/供职之地，蓬头垢面/提一黑色旅行包/呜里哇啦地喃喃自语/不知者视他为游荡的小偷/知晓者避他如避蛇蝎/偶然迎面撞见，不知有多少女生/从侧边，落荒而逃/我只曾见他两次面部收拾得干净/不久又乱草丛生。很多年了/已无人有兴趣探究他的疯癫之因/也无人愿意与他对视/但透过那些枯萎又复活的春日草木/我却看见，他的踉踉跄跄/摇摇晃晃/蕴含的是不同于植物的/别一种生命之殇”（《疯子》）。聂权作为亲历者，他记录下了这个“曾经的山西大学的教师”几乎到此为止的人生命运。对于疯癫之因，诗人说无人有兴趣探究，但我们或可找出更多理由，以解释这其中难言的苦涩，然而，这些是无济于事的，“疯子”教师行为举止的常态化，也就成了诗人难以逃避的回忆。
学生们是面对诗人笔下的疯子茫然，还是面对《疯子》这首诗本身的不解，我至今也不清楚，或许各种原因都有吧。只是，我们在校园里，在大街上，在世间各个角落，都能碰到这样的疯子，但我们多数时候一走了之，还是因为遇到的多了，见惯不惊。当聂权以诗人的敏感重新调动他的记忆时，疯子不仅仅是他书写的一个对象，而是他在精神上的疯癫，已构成了对每一个人世敏感者的触动，继而获得共鸣。诗人是在可怜那位曾经的大学老师吗？我想，没那么简单，这种疯“蕴含的是不同于植物的/别一种生命之殇”，这才是诗眼，乃诗性呈现之关键。这不完全是一种对个体人的同情与可怜，而是一种人生的大悲悯。
聂权有他自己的正义伦理，这虽不是其写诗的标准，但却成了他下笔的参照。诗人走进个人的生活，也是切入了这个时代的脉搏，他希望以厚重之文字来感受这个社会的心跳，以平视之姿来承担自我的责任。这可能无关多么高尚的知识分子气质，它就是来自一个人的良心，也源于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并伴以平和的，真挚的，深沉的追问。当很多诗人选择以大开大阖之激昂闳阔来进入诗歌时，聂权走了一条“寻常”路，写最寻常的人，立足于最寻常的生活，这看似一条平凡之路，却也不失为写人生之诗的大道。他有一部诗集，名为《一小块阳光》，也是其同名诗作。从标题看，虽为“小诗”，却含深意，有着对日常经验至为凝练的重塑与再造。“一小块阳光/透过蒙尘的玻璃窗/落在桌旁的水泥地上//它带着秋日的气息/慢慢照亮一家人/清贫而温馨的生活：/旧但洁净的厨具/小客厅油漆脱落的木柜/白瓷碗、妈妈晨起做饭的背影/和桌边诵读声朗朗的孩子//秋凉了，风声和树在窗外晃荡/一小片阳光/却是那么亮，仿佛/让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温暖”。由一小块阳光引出的生活感慨，可能也有不少人尝试过，但感慨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滑到了某种语言暴力之境，而无法转化为更内敛的诗意。聂权的节制性感慨，恰是其个人平淡体验后的自然诉说，他拒绝了狂欢，也无涉于在语言上炫技，仅遵循自己求得“寻常”的信念，那一切真实，便都可尽收眼底，也同构和共鸣于他写作的初心。
聂权在为《一小块阳光》这一诗集名称作阐释时，曾谈到了他的创作理念：“切入最平凡的现实生活，用最大程度的真实临摹，将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心灵中的阳光呈现出来。”无论人生多么卑微，生活怎样惨烈，我们活着的动力，肯定不是绝望，在向死而生的途中，可能那一小片阳光，就是爱与希望的融合体。诗人从不公不义中挖掘真相，从芸芸众生里寻找“活着的亮点”，也从平凡、平淡和平静中淘洗经验，那落在笔端的诗性文字，可能就是我们的希望之光。这是诗人将目光投向民间的体现，他从那些被遮蔽的背景中，也从被我们绝大多数人所忽略的个体与群体里，找到了属于这个时代的“乡愁”，它是诗人内心无法割舍的记忆，他必须记录它，见证它，并最终完成对它的自由言说和深度反思。当这一切冷的记忆诉诸笔端，它们在不经意间带上了诗人的体温，于是，不管是乡村记忆，还是城市经历，都被转化成了一种精神观照的产物。这些体验和经历一旦投射在诗人笔下，我们的记忆与感知之门，由此被开启；而关于生活本身的审美，也就相应地成为了我们和诗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因为它是带着乡愁在书写自我独特的历史与现实。
二
聂权在写每一首诗时，都是将自己置于其中，他虽为书写者，其实也是参与者和亲历者。只有真正将自己放到诗里，他才会以感同身受的姿态去写出那些隐忍、微妙与内在的声音。诗人把自己放到诗里，这是危险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主宰者，沉迷于炫耀和自我絮叨，自己也就成了诗歌的敌人。对于聂权来说，他愿意且不得不去冒这样的风险。和凭借虚构与想象完成的“句法转换”不一样的是，聂权的诗几乎都取材于他真实的日常生活，“记录的是一个大的时代中一个普通个体生命的真切的爱、疼、痛楚和快乐，诗中的每一份情感，几乎都可在我过往的生命中找到对应的事物或事件”，这是聂权书写人生之诗的底色，他是在这样的底色上完成自己的创造，并赋予了诗歌以爱与痛混杂的美感和力量。
如果说聂权诉诸现实的写作是因为要直面时代的残酷，那么，他退守到往事中的选择，难道是他抵抗遗忘的途径？一段时间以来，他不断调动记忆，频繁还乡，以构筑某种历史感，当然，这种历史感的袒呈，并非刻意，它是诗人拥抱生活与记忆之后的自然流露。《两家人：五孔窑洞》《在六舅姥爷家，听香表姨讲故事》《土塬上的小驴子》《二十多年前暖崖村的一刻》《窑洞中的小鼠·偷什么》《偷酒·香表姨》等诗作，都是诗人返顾往事时的诗意回声，真切，温暖，而在字里行间又隐藏着浓浓的乡愁意绪。聂权从容稳健地道出的回忆，正对应了因时代变化所带来的心境之变，当他在讲述《油灯下狼的传说》时，我却从《奔跑》一诗中，洞察到了两个年轻人在贫乏里渴望向上的生活。诗人在叙事中逐渐靠近某种凝聚着淡淡忧伤的诗意，舒缓有致，但又隐藏着青春通往成熟的一种紧迫感。甚至可以说，这种阶段性的人生过渡，又何尝不是以“奔跑”的形式完成的。当所有的往事都随着时间流逝飘向了远方，它们化为诗本身时，就是诗人在向一个时代致敬，那是属于他个人的时代，因为那里铭刻着自我最真实的情感和记忆。
生命的活力在聂权的诗中，基本上都体现为一种向下看的眼光，这种诗意的营造，并不是因诗人要构建他的“世外桃源”，他所希望逃离的，恰恰就是那些被很多诗人所美化的生活。这种生活可能是浪漫的，在远方的，在高处的，总之是远离人间的，聂权对此非常警惕，他和自我、和生活的讨价还价，其目的无非是想从中找到最真实的那一部分。如果不与生活计较，大度里可能装下的皆是空洞，回到生活，回到现实，回到个体的发现，那就是在向离我们最近的现实讨要一个时代的标本。就像在《不忍》一诗中，他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乞讨行骗场景的再现，其意图不是为了作翻案文章，而是客观地陈述事实，“我知道这可能/又是一个骗局。繁华柳巷口/一名中年男子的头磕得有力/冷风中的声音凄凉地/回响在下午的灰暗闹市：谢谢啊！谢谢啊！/但一床薄被裹着的不辨面目的老人/白发被寒风吹开，吹开/萧萧，似故乡山冈无遮拦的白杨/那一刻，我只看到/她只是一位老人；只知道/她也是一位母亲”。骗局背后，诗人所看到的，仍然只是这一幕凄苦的现实。即便是扮演和假装，这种毫无尊严的“行骗”，给当事人带来了什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给诗人带来了什么？他通过记录场景和自我反思，更多的不是在向外界倾诉，而是在给自己，给多数人一个提醒：当面对无可申诉的人生时，我们是否还需要保持一种不忍之心？对他人的，对自我的，对世界的不忍之心。
任何一个诗人都可能会有他的难言之隐，有的埋藏心底，有的诸诉笔墨，皆以情感作为出口。聂权自然地偏向了那种为人生的痛感书写，他有时甚至是在逼视时代的暗处，将那些现实苦难、内心伤痛和灵魂之劫都展现出来，它们也可能正是温暖生活的内面与参照。我们不选择逃避，不刻意去消解，以探寻真相的方式靠近写作本身，那就是对生活至高书写精神的回应。
三
聂权极少去写那些非常态的传奇故事，他虽然也用叙事来完成对诗意之门的开启，但他并不关心怎样去讲一个精彩的故事。叙事在诗中只是一种形式，是诗意的一个载体，他所渴望达到的，仍然还要深入到精神和思想的层面，以找到对应现实的尖锐性和力量感。
尖锐是聂权这几年诗歌写作中的一个关键词。我印象至为深刻的，是他将与诗人张二棍的谈话写进了诗里，整个过程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惊心动魄，从其讲述来看，甚至有些不动声色。非洲母亲因生活所迫，到小饭馆卖掉了自己的孩子，“起身、送客/阳光斜了下来/小男孩，已经被做成了/热气腾腾的/几盘菜，被端放在了桌子上”（《下午茶》）。这“人肉宴”看起来如此普通平常，而如此罪恶，又需要谁来承担？诗人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他也不需要追问，这个事件本身入诗，就已经足够引起我们反思了。人的处境与我们的立场有关吗？诗人有他的原则，他不是要暴露，而是要为世界的真相寻找一个恰当的表达出口。这出口关乎情感、本能、理性与良知，他由此进入，也从此出来，这一过程，终以诗歌的形式被定格于语言的空间。
出于书写者的良心与责任，有多少种失败的人生被诗人不厌其烦地演绎和转化？猎奇心态只是一时之意，但终究不会是长久之道，他还要从日常生活里发掘出永恒的诗性，并找到自我启蒙的途径。从其近作中，我发现，聂权越来越钟情于书写小人物、小场景、小事件，这不是乐趣使然，而是其眼光和姿态决定了他必须经过那条“向下看”的路，才能真正通往诗的自由王国。他写最后一个太监，写少年时遇到的理发师，写相亲的老男人，写十四岁的弃儿；他写经时光磨砺的铁卵池，写过去的圆白菜，写冬天的石榴；他也有感于各种自然或人生状态，比如写一个舒朗的清晨（《清晨》），写一个少年的不归路（《二月》），写一种孤独的恐惧（《惧怕》），写午后的温暖时光（《午后》）……在这些或直接或间接的书写中，诗人要么通过历史还原对话的场景，以尽力达到某种真实的再现；要么在恢复记忆和正视现实中去体验，让一段故事带出另一段故事，以抵制遗忘，守住诗意存在的诸多可能。
诗人从不讳言作为一个小人物的悲伤与快乐，因为他自认为是其中一员，他由此也有足够的信心来写出小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如，他写那样一个人，就像是在写他自己：“他是一个小人物，半小时前/刚从琐屑杂务中脱身//没有一个人/能全得这世上自由的生活/蛛网般的现实/给他们大大小小的限制//踏着薄雪/快到家了/清凉的雪意迎面而来，吸入脏腑……”（《小人物》）这日常之诗中透出的平凡之意，就是我们多数时候的人生现实，诗人写下了它，就是在为平淡的诗意寻找属于它的位置。如果说《小人物》代表了多数人的人生景观，那么《不逊之心》，则真正将小人物的日常诉诸了细节的描绘：“瘦削如一根草的老男人，修草工/在给春日草坪浇水//他安静，专注/只看草/仿佛，那是全部。//他有一个胖妻子/永远在他身后嘟嘟囔囔抱怨/她又黑，又丑，有时/显现咆哮的嘴脸/他有三个儿女，乖巧孝顺，逐渐长大/仍穿着和他一样，贫穷卑微的衣裳//他慢慢臣服了这一生/——一个人，只有一生。/但是，命运之神！原谅他吧/偶尔的走神，身子的一动，他对你的/不逊之心”。修草工的人生境遇，是对这个世界上小人物命运最精准的注释，而这所有叠加的人生存在，又真正构成了我们当下写作的精神传统和现实内涵。
诗人写了这世上更多的无奈，就像他所看到的，“都是已甘于接受的面容”（《五十》），这不用去虚构，就已显得真切，也足够让诗人清醒。也正是清醒的立场，让他在渴求希望时，也自然地去审视，去批判，去剖析所身处的时代。“我固执地认为，自己对个体生命的各种状态的呈现，虽不完整，也未有足够的深度，方向却是正确的，从本质上说，它不应该是一种自我的暴露，而是一种个体的还算有勇气的自然的展现、自我解剖、反观与审视，不是对世相百态阴暗面的揭示，而是对平凡而滋味纷复的现实生活与美好灵魂的追索，它不是对人世间痛楚的一种搜寻，而是因我们共有的对大地厚重深沉的爱而生的一种挖掘，不是在抛弃根，而是在回溯源头，寻回‘诗无邪’的一个根系。”聂权如是说。这段真挚的创作感言，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他何以用批判意识来质疑、反观与审视，那是因为他心中有爱，有着切入灵魂深处的大爱。这种大爱让诗人在平视生活的同时，也促使他从生活中探寻日常诗意和人生内在的命运感。
作者简介：刘波，1978年生，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新诗研究，出版有专著《“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等。曾获得《诗选刊》杂志年度诗歌评论奖、湖北文艺评论奖，“后天”双年度批评奖等。
谢谢诗兄跟我们奉送，如此曼妙的诗性盛宴！高亮推荐，以期共勉！ 挺欣赏老师的评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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