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依然能够出现像屈原一样伟大的诗人
青年诗人许多余答《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中国新闻周刊：您为什么喜欢写诗？
许多余：为什么呢？我也时常这样问自己。从精神层面来说，写诗只会让我变得更敏感更尖锐；同时在物质层面只会变得更贫穷。毫不避讳地说，我一开始写诗就是带着功利主义色彩的，我上中学时家里很穷，每星期的生活费只有5-10元人民币，而我发表第一首诗歌的稿费是50元。直到后来，诗歌的现实处境每况愈下，我想抽身时，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甚至有那么一段时日，我发现诗歌成了我的全部，我的状态就是写诗、读诗、谈诗，除此之外，我不想做任何其它的事情。诗歌即是我的宗教，又是我的生活。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必须得迅速面对生活，我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可怕，如此下去，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废人”，就开始转型写小说和其它的文体……我是幸运的，搭上了80后的末班车，基本可以靠写作活下去。但我每年都会抽出三四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来写诗和读诗，诗歌好似已经成为我在写作范畴内的自我疗伤——当我写小说疲倦了，或没灵感了，就会回过头来写诗，然后再去写小说。诗歌目前成为我寻找可能丧失的语感和语言灵敏度的某种介质。当然，我被诗歌俘获的原因远远不止这些，毫无疑问，它是最具有力量、想象力和趣味的文体。因此，每位诗人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写诗本身。为什么喜欢写诗？说我信仰她，可能有些夸张。打个比方吧，就像一个女人，我始终坚贞不渝地爱她，不管她会（或已经）给我带来了多少沮丧和伤害，我还愿意被她伤的更深
中国新闻周刊：您对当代诗坛现在的一些现象和文风怎么看？
许多余：我不知道你说的现象具体是什么？新诗丧失了好坏优劣的评判标准？还是“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诗歌事件的出现？
如果就新诗的标准来谈，那么，我要说，丧失标准，就是最好的标准。干嘛非要标准？又不是古体律诗。所谓好坏的标准，那都是唬人的，是“一小撮别有用心之人”为诗歌故意设置的门槛和障碍。在古代，诗歌作为达官贵人所掌控的工具，它可能直接与权贵达成某种默契（那时，诗歌甚至成为甄选官员和贵族的直接工具，文而优则仕，古时的“文”，主要指的就是诗），所以，当时的当局会理所当然地设置一系列标准，将诗歌打造成一门神圣、高雅、高深的学问。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不知作者是谁诸如《孔雀东南飞》等许多伟大诗歌就来自民间。好诗就是好诗，正如美女就是美女，本来就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美与好，具有与生俱来的天然属性，我们不懂得欣赏，那是因为我们修养不够；而我们好坏不分，那是因为我们缺乏基本的辨别和判断能力。这不是诗歌本身的问题，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先为一些东西命名、树立标准，然后再设法让事物回归到无序的状态，回到它们本身——我们也能一样辨认出来。文明的社会，必须让辨认成为一种本能。所以，问题主要出现在读者自己身上。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教育和体制等。
就诗歌的内容而言，怎么写，写什么，都不为过。诗歌不仅仅可以传达崇高，也可以描绘琐碎、虚无、猥琐与邪恶；诗歌可以歌颂，但更可以反抗。诗歌可以积极，也可以消极。这种灵活的文体，可短可长，可小可大，可以接纳和抒写全部人性。
“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等诗歌事件的出现，与诗歌本身来说，是悲剧。你看，诗歌都到了必须以“娱乐新闻”的形式，才能走向大众，足见大众对诗歌的冷漠和误解程度。各种所谓“体”的出来及其带来的短暂狂欢与讨论，对新诗的传播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在反映诗人和诗歌处境尬尴的同时，也凸显出当代诗歌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部分诗人为新诗企图突围所选择的行为和方式。但它们不能代表新诗的全部，甚至连局部就代表不了，它们只能代表他们个人的存在。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现在诗歌边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审丑？稿费低？等等）
许多余：稿费低不足以造成诗歌被边缘化。诗人写诗，除了几个获奖专业户，大部分不靠诗歌赚钱。所以，我说诗歌是目前“最干净”的文学形式。当然，若能够靠写诗过上好日子，相信每个诗人都不会拒绝。实际上，诗歌被边缘化的原因，我前面已经概括地说了。在物质至上的时代，大多数人已经不愿意思考，或从不思考，除了赚钱，他们只愿意娱乐和消费。诗歌显然不是理想的娱乐方式和消费品，诗歌逼迫人进行思考，然后让人警醒使人痛苦。在大多人不认为“思考后惊醒的痛苦”是一种高级精神享乐之时，诗歌被边缘化太正常不过。诗人已经走的太远，而人们却在不停地后退，他们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诗人怎么看？您认为现在还会出现和“屈原”之类的大诗人吗？如果可以是为什么如果不可以又是为什么？
许多余：诗人都很好啊！直接、纯粹、热情、智慧，生命力旺盛，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不论古代，或者现当代，诗人都是一个最善良的群体，他们不懈地追求真理，勇于担当，肩负公平、正义和良知，爱国，忧民。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群体，当前却成了为人所“最不齿”的群体，“诗人”成为了“贫穷”“偏执”和“不务正业”的贬义词，你还能说人们的价值观没有出现问题吗？
屈原的伟大，在于他把诗人所应肩负的正义和真理的义务放大到了极致，同时让理想主义的悲情色彩在个人身上做到了毫无保留的践行。作为伟大的诗人，他虽不是为诗歌本身而死，但是，为恪守人格的独立和尊严而放弃生命行为，和诗歌本身一样伟大，他的存在，让诗人们在为自己一生的使命找到了内心的标尺。历史上，每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诗人们总是挺身而出。我认为，当代依然能够（或已经）出现像屈原一样伟大的诗人。在当前的世界文学上，唯一能为中国文学争得荣誉的，就是中国诗人。这又是一个极其荒诞的悖论，一方面中国新诗不断获得世界的认可，北岛、多多、杨炼、翟永明等诗人频频获得国际大奖；另一方面，中国新诗在自己的国家却不受重视，诗人们也在国内被极度挤压。
中国新闻周刊：您觉得现在写作诗歌的是哪些群体？
许多余：怀揣良知和正义，还没有被现实击垮，还没有被主流和意识形态完全淹没，悲观的理想主义者，以及梦想家，他们还在并且一直会坚持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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