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雨：恢复诗歌的精神重量
恢复诗歌的精神重量 福楼拜曾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这话被无数当代作家、诗人所认同，但如何使这种生活方式更好地接近文学、更好地传承文学的核心精神，则要求作家和诗人们要有一种文学抱负。——“文学抱负”是秘鲁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喜欢用的词，他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一书中认为，“献身文学的抱负和求取名利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在这个有太多主流价值能保证作家走向世俗成功的时代，所谓的“文学抱负”，大概就是一种文学的先锋气质。先锋是一种自由、独立、创造的精神，同时也是一种“文学抱负”，因为它总是渴望在现有的秩序中出走，以寻找到新的创造精神和写作激情。
尽管在这个实利至上的时代，写作正在丧失难度，孤独正在受到嘲笑，一切的雄心和抱负也正在被证明为不合时宜，但我相信，那些内心还存着理想和抱负的写作者，并不会失去对文学的敬畏。
青年诗人世宾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喜欢他的诗歌，他的诗歌有着当下诗歌少有的朴素、清晰和节奏感。它拒绝使用深奥的意象，也不炫耀复杂的诗艺，而是有意使诗歌返回到一种单纯和简朴之中——显然，这样的诗歌努力，是要重新表达出世界的整体形象和心灵自身的力量。后来我才知道，世宾的这种诗歌实践和他所倡扬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他渴望获得一种整体性的诗歌眼光，以打量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基于此，他提出了影响广泛的“完整性写作”的诗学理论，并以《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书来诠释他的这一理论，我以为，这对当下的诗歌写作是有启发性意义的，也是一次必要的提醒。
所谓的完整性，我想就是坚持人的完整性和世界维度的完整性吧？而“完整性写作”，指的也就是有整体维度的写作，它所要反抗的是一种将局部夸大为整体的写作——这种写作正在当下大行其道。我认同这种观点。在2004年6月，我就和格非先生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单一的局部性的文学变革，已经无法改变中国文学在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和大限——中国文学需要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格非先生回应了我的这一问题，他也坦言：“自己遇到的问题，并非一个局部性的修辞问题，而是整体性的。也就是说，它涉及到我们对待生存、欲望、历史、知识、相对性、传统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态度和重新认识。我坚信，整体的问题不解决，局部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世宾在《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书中，对自己所提出的理论有系统的研究和辩正。他有一个雄心，就是要重新解释一个健全的诗歌世界应该有的景象——而“世界”一词，在世宾那里，至少包括现实和梦想两个维度。但是，工业革命之后，现实与梦想已经不再一致，而是长期处于严重的分裂之中，正如世宾所说，“世界呈现出分裂的状况，人呈现出分裂的状况，一切必须重新收拾。”
在这个时代的诗人身上，必然存在着两股无法忽视也无法去除的力量——现实与梦想，这两股力量构成了他们人生的所有矛盾，痛苦和欢乐；这两股力量张力越大，他的个体矛盾性就越大，在某一个时期，由此所产生的美也就越大。(见《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导言》)
那么，一个诗人，如何才能完成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对接？世宾进一步提出：必须通过批判来接通两者的联系，即通过思考“关于存在”来说出“存在”——这个“存在”不是现实，而是诗性的世界。诗人以一生的时间由一首首诗来构筑这个世界，它形成了现实的另一面。——我想，这是世宾的诗学理论的根基。
很显然，世宾是要在《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书中，将我们带到人类生存的宽阔领地，所以他花了大量篇幅去阐释世界和文明所走过的历程，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当下处境。世宾所理解的诗歌，并不局限于语言的实验，他认定诗歌还应具有更完整的维度：诗歌应该解释人的境遇，处理生存的难题，敞开诗性的世界——这些诗歌的基本使命，如今正在被当代诗人所漠视。世宾提醒我们，诗歌除了表达经验和现实之外，它还要有企及梦想、照亮内心的精神向度。
世宾试图将诗歌精神的建构，联于诗人的灵魂世界，并借此说出“存在”，这种诗歌的理想主义，旨在重组诗人们业已破碎的心灵、恢复诗歌的精神重量。因此，世宾提出了“梦想创造世界”的口号，这是要开启诗人的另一只眼睛——诗人的一只眼睛观察现实，清理现实，另一只眼睛却要向梦想的彼岸伸越，只有这样的诗歌世界才是丰盈的，完整的，创造的。
真正的诗人不仅是创造者，也是生存者；真正的诗人创造诗性的世界，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世宾正是在这个阔大的背景里，描述了诗歌、世界、生存三位一体时的语言景象，他的“完整性写作”就诞生在这三重关系之中。尽管世宾的这一理论在具体阐释的过程中还略显空疏，但在世宾身上，真正重要的，也许是他那种充满生存关怀的理论气质，以及他那在这个时代不多见的理想主义精神。世宾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了“诗人”一词的重量。由此，我想起法国重要学者丹尼·梭拉形容卡夫卡的一句话：“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这句话，也同样适合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身上——假如我们的诗人确实还心怀梦想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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